在這幾次的接觸中，我發現我所要拍攝的對象，並非一般尋常的老太太。她對我的拍攝動機、想法，甚至個人政治上的意識型態，都要進行了解。這是過去我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乘著光影旅行》這部紀錄片本身，既在解構，也在結構。它解構了李屏賓身為一名攝影師的創作態度，以及與電影從新浪潮至今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緊緊聯繫；另一方面，它卻也同時結構出李屏賓身為一個人，與家庭、母親之間無法割捨卻又無可奈何的宿命。
在這層意義上，對紀錄片的拍攝者甚至愛好者而言，不理解「事物的核心」，就永遠到不了紀錄片的應許之地。我必須慶幸目前的台灣還不到這種地步，我只是憂心。
紀錄片拍攝也不同於劇情片，不是說近就能近。美國著名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就曾說：「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還靠得不夠近。」這裡的近不僅僅是物理的位移長度，更包含了心理與哲學的向度。
精緻與草根這兩條路線的發展或許有朝一日能在台灣社會並存共榮，但是其源頭看起來卻是同一個，這是拱樂社的歷史給我的最大啟發。
《黃羊川》很明顯是屬於「直接電影」這個範疇，全片無字幕、無旁白、無情節的素樸處理，沒有訪談更沒有特效，冷眼旁觀的鏡頭連綴十多個黃羊川人民的生活片段，呈現的全是這「遙遠的地方」人與土地的關係及生存狀態：母親為一家大小一針一線縫製各色鮮麗的布鞋，老婆婆撖麵、揉麵、燒窯，做炊餅、饃饃、花捲，牧人們在綠草坡上趕牛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