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有多高》是部絕對感性的作品，片名除了感念父親的親恩外，也有探索、理解的涵義。表面上觸及的議題是鄉愁、認同、三代人，但更為深層的，是湯湘竹與父親間的愛的表達。
看著劉必稼黝黑的臉龐，似乎這些年的變化他都看在眼裡，有著的辛酸也不願道人，直到他的妻子逝世時才潰堤般的老淚縱橫，直嚷著要回大陸，臉上盡是頓失依靠的茫然，也換來過繼子女們的苦勸與一旁無奈的樣態。
《野球孩子》選擇不譁眾，不煽情，轉以緩慢和細膩、耐心與沉穩的方式，領著我們進入迷人的孩童世界。如此的清新動人，如此的質樸而真誠，說明了導演曾經深深地、仔細嚴肅地去思考自己、攝影機、被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進而透過理解「關係」的過程，從現實中發現生命的能量和熱情。
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來買一張贖罪券。只有當紀錄片能夠做敏銳進步的提問，或者在無論結構性的問題或人性與情緒之複雜性上，讓人們獲得深刻一層的認識時，它才能夠開始產生具有救贖意義的感動、和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消費性的感動，無論那淚水在當下是多麼認真，常弔詭的只會帶來對結構性問題更大的漠然與冷酷。
台灣社會以至於這個世界，從來有沒有給予過她們機會與自由，去充分發展一個可能的穩定、長久的情愛關係？我們能否這麼輕率地、好整以暇地說，這些移工T婆的關係，只不過是一種因時或因地制宜的「情境式」情欲需要？
為一部紀念逝去生命的影片，同時為了解死亡對生者的意義，本片揭露「真相」的方式，打破導演與觀眾之間如共犯似的窺視想像，以疏離的風格仲介真實，挑戰紀錄片定義「真實」的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