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要拍許金玉？我想我是被她的「氣質」所吸引。她的氣質是「複合式」的：說起「國語」，有濃厚的外省腔；穿著打扮，有幾分日本老太太的味道；滿腦子的「鬥爭」、「學習」、「勞動」思維；後來我發現：她說「台語」是最流利的。這樣獨特的氣質，一直深深的吸引我。

第一次見到許金玉，是在1999年的冬天，那時她七十九歲，我是一個研究所的學生。「許金玉」像是歷史課本中的人物，有一點神秘色彩，她向我走來，告訴我一段我不曾讀過、不曾聽過的歷史。

1994年，一部描述五０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發表，許金玉是其中受訪的拍攝人物。她到學校來，是為放映《我們為什麼不歌唱》隨片登台，做觀影後的座談。她是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被監禁了十五年的她，也是一個熱血的愛國主義者。短髮、著一身素雅灰色服裝的她，一開口就說：「我八十歲了，我現在在學電腦。」這句話令我很震驚。我在想：是什麼樣的生命經驗，讓她保有這樣的學習動力？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也激起我想要拍攝她的慾望。

我開始閱讀五０年代的白色恐怖歷史，也對許金玉做了幾次訪談，然後寫成了一個企劃案，投案爭取新聞局輔導金的補助。在這幾次的接觸中，我發現我所要拍攝的對象，並非一般尋常的老太太。她對我的拍攝動機、想法，甚至個人政治上的意識型態，都要進行了解。這是過去我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這樣的企劃案是否能獲得輔導金的補助，我與許金玉都不太有信心。許金玉甚至認為：現在是綠色執政，這個案子是「政治不正確」的，她認為依照過去被打壓的經驗，這個案子獲選的機會不大。我帶著姑且一試的心情，仍把案子給送了出去。

很幸運的，案子獲得了輔導金的補助。當我知道這個消息，打電話告訴許金玉時，她難以置信的問我：是誰在做這決定的？我跟她說，是由學者專家來評選的，他們是比較「公正客觀」的，許金玉最後接受了這樣的說法。在簽合約的前一天，我帶著企劃案南下到許金玉的住處，要與她再次確認她是否同意並接受我的拍攝。我抵達時她早已在那邊等我，而且除了她之外，還有幾位她的男「同學」（註一）。

她把我寫的企劃案，影印了好幾份給她的同學看，請他們也提供意見。在此時，我才發覺：檢驗我的人，不只是許金玉一個人，還有與她一起患難與共的同學們。

許金玉最後答應我拍攝，整部影片在她高度的自覺下進行。我知道，在我攝影機前的這位女性，是「鐵錚錚」的，她從來就不曾屈服過。我也因此以為：如果要她聽我安排或配合拍攝事宜，一定要花上一些功夫，這樣的想法增加了我許多在現場執行拍攝上的壓力。但後來我發現我想錯了，任何拍攝的進行，只要事先與她溝通過，她認為沒有問題，她一定會全心全力配合我。

我慢慢走入許金玉的生命，貼近她的生活。在許金玉身上，我彷彿看到了一頁台灣近代歷史的縮影。一個出生在日據時代平民家庭的女子，成長於殖民統治的壓迫環境，經歷二二八的苦難，最後因白色恐怖身陷囹圄，長達十五年的歲月。這樣的女性，用青春的生命熾鍊了歷史的苦難。

1921年，她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八歲的時候被送人做養女。養母對她的教育是非常傳統，男尊女卑、「女性一定要服從」的觀念，一直烙印在她的身上。她說：我是一個害羞內向的女孩。

國民學校畢業後，許金玉進入工廠做女工，以賺取工錢、分擔家計。二十歲那年，她參加郵局考試，錄取後成為郵局員工。在郵局工作時，許金玉碰到影響她這一生最深的一個人—計梅真。計梅真是郵局國語補習班聘請來的教師，負責教授郵局員工說國語。許金玉也參加了這個國語補習班。計梅真在課堂上除了教授國語，也與學生談論國際情勢、社會問題、婦女問題。她鼓勵郵局員工，要爭取自我的權益，許金玉深深受到啟發。計梅真見到害羞的許金玉，鼓勵她要勇敢的站出來，為更多人服務。1949年，為了爭取郵局「改班」（註二），工會員工發動台灣工運史上，第一次請願遊行。許金玉被選為三個工會代表之一。

遊行過後，「改班」問題雖然獲得解決，計梅真及許金玉等工會代表，成了國民政府秋後算帳的對象，她們先後被捕，分別被判決死刑及十五年監禁。這是白色恐怖歷史中的「郵電工會」檔案（註三）。

在等待判決前，許金玉與計梅真被關在同一個監獄。許金玉在牢裡，曾經問過計梅真一個問題：「計老師，我現在都被認為是紅帽子了，那麼你告訴我，我要怎麼做?」這個問題，成為許金玉後半生思索的功課。許金玉的人生命運，在此轉了一個彎，從此她走上信仰社會主義的道路。我想這是許金玉生命中最關鍵的時刻。

從一個非常害羞內向的女孩，蛻變成遊行請願工會代表，最後成為滿腦子「鬥爭」、「學習」、「勞動」思維的社會主義堅持者，她內在思想的轉變，是我無從窺知的。我好奇她哪裡來的能量？

她曾經講過幾個往事，令我印象深刻。她告訴我當她開始到工廠後，先後換了好幾個工作，只是因為她想多學一點東西。那個時候，她有一位論及婚嫁的男同事，後來因為養父要對方入贅，男同事不同意，婚事最後不了了之；許金玉跟養父說：「既然不能結婚，就讓我真正進社會去工作吧！」

仔細聆聽她的故事，我不曾聽到許金玉怨懟過她的命運。當一個養女，雖然承受了與親人分離的痛苦，但養父母對她的疼愛，讓她學會了要感恩。當一個女工，惡劣的勞動條件，讓她深刻感受到底層人民生活的困苦。當一個女政治犯，為理念坐牢，讓她更堅定她的信仰意志。我曾問過許金玉：「坐牢十五年，你都在做些什麼？」她簡單回答：「都在鬥爭啊！」我再問：「跟什麼鬥爭？」她說：「牢裡的環境、國民黨的特務！」在任何環境，許金玉從不處在被動，她總是積極在找應對的辦法。

許金玉雖然成長在女性被壓抑的年代，外在行為被傳統禮教緊緊約束，但潛藏在她心中有一股自覺的力量，讓她在受困環境中，一直在找尋出口。對於工作， 她要學習成長；對於婚姻，她要找志同道合的伴侶；對於生活，她要一直學習。我想，她是舊時代的新女性吧！

出獄後，她在同學的介紹下，認識的辜金良先生。兩人因同是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而有一份相知相惜的情感，彼此間更有對理念堅持的共同情操。他們胼手胝足的經營一家皮蛋行，一同實踐勞動的理念。

晚年的許金玉，為了照顧中風的先生，他們搬進安養院住。許金玉在先生的床頭放了一台收音機，每天開對岸的廣播節目讓他收聽。對於先生的照顧，她無微不至、處處想到先生的需求。這種共患難的夫妻情感，著實令人感動。

隨著台灣政治環境解嚴，他們漸漸擺脫被監控的日子。在安養院的生活，許金玉規劃好每一天的功課。早上她要做運動、閱讀報紙、上網找資料；下午有時畫畫、有時讀書。晚上睡覺前，一定還要再做一些閱讀。

平淡的生活中，她仍繼續自我的思想教育，在她的書桌上，擺滿了左派思想的書籍；在物質的使用上，她永遠是簡單樸實、不奢侈浪費的。做一個政治思想犯，她一直是這樣在身體力行。

拍片像是一段漫長的旅程。在一年多的拍攝過程中，我與許金玉做許多的「功課」，深受感動的是她不斷學習的精神。拍片到最後，她竟然可以分別出我每次去拍片攝影機的不同（我一共用了六款16mm的攝影機拍攝），並與我討論這些攝影機之間的差異。拍片時，她更像一個好製片，隨時照顧著現場的工作人員，一下子為我們準備飲料，一下子為我們準備中餐。最令人懷念的是：每次到她住處拍攝，她總是切好一盤一盤的水果，等著我們的到來。從最早接觸時，我覺得她是一位不卑不亢的政治受難者；慢慢的，我感覺她是一個滿心溫暖的老人家，時時在照顧我們這些晚輩。我與許金玉的距離，也隨拍攝而拉近了。

影片完成後，我把片名改成《春天─許金玉的故事》。「春天」是許金玉作畫的筆名，「春天」也是一種生命的意涵。許金玉曾經告訴過我：她們在牢中常以唱「春天是我們的」這首歌來相互勉勵。歌詞最後有一段：「…度過最冷的冬天，春天就要來到人間，不要有一點猜疑，春天是我們的。」字詞簡單，卻意涵深遠。這首歌被收錄在片中，是許金玉與她的三位同學一起合唱的。四位老太太唱起這首歌，別有一番風味。我一次又一次的聆聽，也學會這首歌。每當在失意的時候，我總會哼唱起這首歌，用來勉勵自己。

這部紀錄片對我與許金玉，都產生了一些積極的意義。對我來說，在拍片的過程中，一直處在高度緊張的壓力下。金錢、人力、時間都是壓力。我不知道，我在何時會崩盤，放棄拍攝這部影片，搞垮所有的一切。只是每次一到拍攝現場，看到許金玉早已在那邊準備，我就會立刻打起精神，開始進行拍攝。我一直跟自己精神喊話：「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許金玉被關了十五年，她都撐過去了，我所碰到的問題，都不算什麼。」

記得在拍攝之前，我是這樣答應許金玉的：「我會盡全力，完成這部紀錄片，然後讓更多的人看到」。後來隨著影片參加競賽，得了一些獎項，讓這部紀錄片有更多的機會被看到，我知道我完成了對許金玉的承諾。得獎，是一種肯定；我想，被鼓舞的人不只是我，還有許金玉及她的同學們。於是，後來的一些日子，許金玉有了許多邀約，她跟著這部紀錄片放映，隨片登台，暢談她的理想與堅持；她要讓更多人知道她們的故事。

回想拍這部影片的過程，很多的辛苦，是不足為外人道的。每一個製作階段，我總是面臨不同問題的挑戰，需要解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與許金玉相同的是：我沒有時間去抱怨，只能盡力去找出解決之道。對我來說，影片的完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提供了一次試煉生命意志力的機會。拍完片後，我渴望再拍下一部作品，這或許是一種越挫越勇的精神吧！

今年二月，為了讓這一部影片到國外參展，我的製片將影片送到新聞局，申請電影檢查。電檢完成後，我們拿到了一張電影放映的准演執照，讓我們訝異的是：「怎麼被列為『保護級』？」准演執照上面並沒有說明原因，只註明其乃依照「電影分級處理辦法」第五條處理。我上新聞局的官方網站，查出了「第五條」的規定是這麼寫著：「電影片無第三條、第四條所列情形，但涉及性問題、恐怖情節或混淆道德秩序觀，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同予以輔導，以免對兒童心理產生不良影響者，列為『護』級。」我不明白，「春天—許金玉的故事」其中的情節犯了第五條中哪一項？顯然新聞局是用「意識型態」來檢查這部影片。

當消息上報，許金玉看到後，急忙打電話給我，她擔心我會不會因此被貼標籤？被政府打壓？我笑一笑回答：「應該不至於吧！」經過白色恐佈的她，因為這張准演執照，成了驚弓之鳥，過去的惡夢，又再來一遍。拿到這張准演執照，我只想做個紀念，紀念2003年台灣的自由民主。許金玉說，如果我要採取什麼行動，一定要告訴她，她會與我站在一起。

前些日子，許金玉在電話中又問我：「接下來你還要拍什麼片？」我也在想：「接下來要拍什麼片？」她曾說過，她想到西藏去；我就說，讓我再去拍你吧！

八十多歲的許金玉，還想登上西藏高原？這就是讓我深深感動的許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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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以「同學」彼此相稱。

註二，台灣光復後，郵電局本省籍員工的待遇，仍是日本統治時所給的標準，與外省籍員工相比，薪資偏低，相差好幾倍。為爭取平等待遇，郵電工會員工發起要求「改班」與提高待遇的請願遊行。

註三，1950年，「台灣郵電總支部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39年8月31日判決（39）安潔字第20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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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03年，刊載於「在Action與Cut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