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來買一張贖罪券。只有當紀錄片能夠做敏銳進步的提問，或者在無論結構性的問題或人性與情緒之複雜性上，讓人們獲得深刻一層的認識時，它才能夠開始產生具有救贖意義的感動、和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消費性的感動，無論那淚水在當下是多麼認真，常弔詭的只會帶來對結構性問題更大的漠然與冷酷。
台灣社會以至於這個世界，從來有沒有給予過她們機會與自由，去充分發展一個可能的穩定、長久的情愛關係？我們能否這麼輕率地、好整以暇地說，這些移工T婆的關係，只不過是一種因時或因地制宜的「情境式」情欲需要？
是什麼奇怪的政治／文化生態與其他看不見的因素，使年輕紀錄者普遍不碰政治，或者缺乏比較宏觀的取材視野、與探觸硬議題的意願？在多年來被政治或泛政治文化全面席捲的台灣社會裡，竟然幾乎看不見尚無任何包袱的學生或年輕紀錄片工作者，將鏡頭對準政治議題，
策展人藤剛朝子說：「和『製作精良』與『結構均衡』的作品相比，我們更偏愛那些雖有破綻卻是只有作者本人才做得出來的，雖是原石卻能感覺到光芒的作品。……大略而言，台灣作品變得成熟，商業上穩定的、精良的製作增多，看不到富有
創作上的鬆綁和新嘗試，造就了繁花盛開的榮景，這是樹立風格的開端，也是和過去傳統紀錄片觀念的再次對話，印證了當代紀錄片的美學觀正在一點一滴醞釀著改變。
2009 年作為紀錄片回歸「正軌」的一年，是否真的該給它「常態」的評斷？過去幾年紀錄片的發展又對這一年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和變化，遂成為 2009 年台灣紀錄片最值得關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