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片子一方面創造極佳的票房成績，然而思考面向、議題選擇、故事發展與拍攝方式都更具備故事性、深度與勇氣。這種類型的院線長片在台灣，反而極為少見。
一些當地評論者為讚譽這些電影在商業戲院的廣為發行和經濟收益之現象而辯解，聲稱以如此極度不利的環境、以及台灣電影工業的凋零，這些作品象徵的重要意義仍值得稱頌。然而，
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來買一張贖罪券。只有當紀錄片能夠做敏銳進步的提問，或者在無論結構性的問題或人性與情緒之複雜性上，讓人們獲得深刻一層的認識時，它才能夠開始產生具有救贖意義的感動、和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消費性的感動，無論那淚水在當下是多麼認真，常弔詭的只會帶來對結構性問題更大的漠然與冷酷。
台灣社會以至於這個世界，從來有沒有給予過她們機會與自由，去充分發展一個可能的穩定、長久的情愛關係？我們能否這麼輕率地、好整以暇地說，這些移工T婆的關係，只不過是一種因時或因地制宜的「情境式」情欲需要？
是什麼奇怪的政治／文化生態與其他看不見的因素，使年輕紀錄者普遍不碰政治，或者缺乏比較宏觀的取材視野、與探觸硬議題的意願？在多年來被政治或泛政治文化全面席捲的台灣社會裡，竟然幾乎看不見尚無任何包袱的學生或年輕紀錄片工作者，將鏡頭對準政治議題，
策展人藤剛朝子說：「和『製作精良』與『結構均衡』的作品相比，我們更偏愛那些雖有破綻卻是只有作者本人才做得出來的，雖是原石卻能感覺到光芒的作品。……大略而言，台灣作品變得成熟，商業上穩定的、精良的製作增多，看不到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