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當地評論者為讚譽這些電影在商業戲院的廣為發行和經濟收益之現象而辯解，聲稱以如此極度不利的環境、以及台灣電影工業的凋零，這些作品象徵的重要意義仍值得稱頌。然而，
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來買一張贖罪券。只有當紀錄片能夠做敏銳進步的提問，或者在無論結構性的問題或人性與情緒之複雜性上，讓人們獲得深刻一層的認識時，它才能夠開始產生具有救贖意義的感動、和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消費性的感動，無論那淚水在當下是多麼認真，常弔詭的只會帶來對結構性問題更大的漠然與冷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