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稿／紀馨婷、陳珮茹、侯伯彥、黃瀚生）

黃邦銓，1988年生，在台灣有過幾年影像剪輯與特效的經驗，赴法就讀巴黎索邦第三大學電影系，爾後因緣際會申請上位於法國里爾的Le Fresnoy - Studio des arts contemporains（Le Fresnoy國立影藝多媒體教育暨工作室）繼續求學。那邊與其說是學校，更像為期兩年的駐村創作，該機構邀請過的指導老師頗具指標性，歷年來有蔡明亮、香妲艾克曼、高達……等傳奇性藝術家，眼尖的觀眾還可以在《回程列車》的片尾名單，看見匈牙利電影大師貝拉塔爾的名字。這部片是黃邦銓在那裡第一年的創作成果，更是同輩駐村創作者中，第一個拿下重要大獎──2018年法國克萊蒙費宏短片影展（Clermont-Ferrand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實驗競賽首獎的作品，成績亮眼。

 

「我的片都跟三個元素有關：底片、回憶、旅行。」

 

《回程列車》記錄兩段回憶的追索之旅，以詩意的創新形式，向自身與家人的過去提出探問。全片主要以照片構成，影像大多來自Canon EE Demi 17底片相機。黃邦銓解釋道：「就是半格機，發明在二戰後。當時物資缺乏，底片一格當作兩格拍，是拿來練習或給小孩玩的，比較像玩具。因為我一直拍一直拍，帶了三台都壞了，後面只好用一般相機完成。」由於這趟橫跨歐亞大陸的旅程路途遙遠，行李必須經過多次查驗，最後有些底片因為X光掃描而出現受損的線條。他說：「好像沒有人發現，那些線條剛好出現在講屠殺的段落，我覺得還蠻搭的。」對底片頗為著迷的他，說起底片獨有的、不可逆的物質性，特別有感。

 

以照片編輯的電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的名作《堤》（La jetée, 1962）。對此，黃邦銓不諱言自己確實受到影響，但也表示：「對我來講《堤》有點像人類學報告或調查，我想做的是更有溫度的東西。」

 

導演所言的溫度何在？敏感細膩的旁白，搭配老相機才拍得出的光影質地、以及導演親筆的手寫字，當然，還有背後關於家族與時代的回憶。問及拍片動機，他說：「我一直對書信或日記很有興趣，出國前聽說老家要整修就特地去找，果然被我找到一整箱，有老照片、信件跟日記，或者說比較像回憶錄。」

 

不過，即便有文件保存下來，也費心蒐集了家人的口述資料，關於家族的記憶仍舊片段且零碎，黃邦銓只能在這些線索中不斷推敲與拼湊。對他而言，確切的資料固然值得信賴，同時卻也想保留住自己對過往的想像。因為時光遠逝，絕對的真實已不可得，人卻可以透過此刻的眼睛，用創作賦予過往的故事一些新的生命與意義。

 

不僅回憶如此，歷史的意義同樣能透過創作獲得新生。黃邦銓的作品雖然從家族記憶出發，但抽掉了旁白敘事中特定的歷史名詞，讓整部片不只聚焦於國共歷史下的微觀人物，更像是一面足以反映人類共同處境的鏡子，其中關於語言隔閡、戰爭影響、人的流離失所，都具有不分國界的普世性。導演憶及片子在法國參加第四十屆波城影展（Poitiers Film Festival)時，因為作品傳遞的人道關懷，在人權獎的討論中得到頗高的呼聲，他很珍惜感謝。

 

關於旅行，黃邦銓說：「我比較喜歡的是沒辦法控制的東西，比如旅行的各種未知，就像塔可夫斯基影響我最深的，是他電影裡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那些不可預期的初次性，往往能讓他感動，因此將自己的計畫付諸實際行動，最終可能比作品中的敘事還要來得重要。以這個創作角度而言，影像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如果只拿來敘事，甚至是有些奢侈的。

 

在導演創作初始，只有家族回憶以及決定出發的鐵道之旅，對於旅程中的所見所聞沒有預先設想太多，就是不斷忠實記錄下大量的影像、聲音和感受，回來以後才慢慢從海量的素材中編輯。他補充說：「我希望用最簡單的方式達到說故事的效果，舉例來講，我一直在做傳統底片攝影，底片攝影最簡單就是放大或呈現局部。」

 

片中令人深刻的敘事元素，還有聲音。繁複的細節打造出無盡的想像空間，無論是豐富的環境音、或有趣的路人對話，都是黃邦銓在旅程中錄製的真實聲音。他表示：「以剪接來說，我覺得節奏跟聲音比畫面重要很多，說真的，聲音是我疊很多軌隨機疊出來的，要我再疊一遍我疊不出來，通常我都會閉著眼睛聽，直到是我覺得是順耳的樣子。」唯一例外是片尾的聲音，因為片尾環境收不到可以用的聲音，所以請本片的配樂林強另外做上去。「找林強做配樂，是我人在海外透過Email聯繫，那時還沒有影片只有企劃書，他可能看了喜歡就答應了。」片子剪輯完成後有了完整的影像和音效，最後林強再把音樂加上去，沒有修改，一次到位。

 

關於聲音，導演還分享了電影在海外放映的情況：「只要法國國鐵的鈴聲出來，全場都會笑場，那個對他們來講太熟悉了！還有莫斯科鐵道那段音樂，聽起來很復古，只要音樂播完廣播就會說請小心月台、小心把手，我相信俄國人聽到那個一定也會會心一笑。」正因為導演對聲音的敏銳度，旁白才刻意選擇法語。他說：「我的法語有腔調，在台灣可能聽不出來，但法國人一聽就知道這個是外國人。」就像片中意外出現的中文，那種對華語觀眾而言的熟悉感，提醒著我們，語言可以是溫暖的鄉愁，也可能帶來族群的分歧。導演用這個方式，讓人感受什麼是異鄉，以及人對家鄉那種自然而然的歸屬與渴望。

 

談到喜歡的導演，黃邦銓提到侯孝賢。「尤其喜歡他電影裡的最後一顆鏡頭、和他用音樂的方式。他不會在最後把故事關起來，而是讓你想把電影帶回家，持續地影響你。」其實，《回程列車》的最後一個鏡頭也有同樣魅力，那段全片唯一的錄影，使用超8攝影機錄下的動人時刻，與其說是結尾，更像是一個溫柔的提問，關於我們從何而來、又該從何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