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5/08/31
地點：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小影格
主講人：陳彬彬 TAN Pin Pin
主持人：陳婉伶
譯者：鄒德平、謝孟庭
文字紀錄：侯伯彥
主持人：彬彬事前跟我們做了蠻多討論，去了解學員和參與者的背景，討論出講題方向。因為新加坡的發行與放映管道，她的創作歷程有很多不同的路，不一定是戲院上映，還有很多放映可能。有些是因為現實環境的限制，比如電檢制度或新加坡的戲院體制等等，但也因此生長出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她也會提到生涯歷程發生了什麼，讓她成為現在的樣子。另外有趣的是，這其實是她第一次講這個講題，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分享。
陳彬彬：大家好，很榮幸跟你們分享我的另類發行的方式。我是來自新加坡的導演，今天會跟各位介紹我的歷程，身為一個導演、電影人，想辦法找到不同空間去展示、放映我的電影，在新加坡或海外都是如此，跳脫於院線、電影節的體系之外。這是我個人的分享，相信各位能擷取出不同觀點套用在自己的作品上。
照片是南勢角的一個移工圖書館（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2016 年我在那裡放映一部片。我思考這個議題思考了很久，從 1995 年開始，很多 DV、V8，很多人開始拍片。現在很多戲院因為有串流競爭都關閉了，也限制了一些放映機會。後來我想到我在新加坡國際影展，看到了這部片《Al Awda》，是新加坡一位年輕的電影人 Jason Soo 的作品。去年收到很棒的回應，但一直到幾週前，他說他寫信給超過 50 個影展，沒人願意放映這部作品。討論了一下之後，他總算在新加坡的獨立電影院 The Projector 得到放映機會，結果兩週前獨立戲院關閉了，他就覺得是不是完全沒機會放映了。
這部片本身是 2018 年拍攝，背景放在船上，很多社運人士希望把醫療器材與物資送到巴勒斯坦，背景在巴勒斯坦，但重點還是在這種社會運動，在現代社會中有沒有存在的機會？新加坡大家都很務實，常會覺得社運人士很奇怪，片中他問了社運人士這些問題，問他們「如果你有一個大概會被阻止的目標，那你還願意做嗎？」這其實是我們所有人的重要問題。我其實也很困惑，像這樣的影片，不是很浮誇，是很直接、有意義的片，卻沒有放映機會。這讓我開始思考，也是為什麼今天在這裡跟各位討論這件事。可以給大家看一些數字，在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他們的錄取率大概只有 1%，其他影展大概也是 1-5%，除非是特定影展有專門幫你保留位子。
介紹一下我的背景。我在英國讀大學，本來想當律師，但發現我真正的熱情在攝影。說實話，我在暗房花的時間比讀法律書的時間還久。當時我在英國算是少數族裔，讓我思考身為華人、新加坡人是什麼意思？我想做一個專案是飛去中國，看看我的廈門故鄉，我的曾祖父在那邊，是我的祖籍，我可能會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我當時要募資踏上旅程，想說可以來拍攝中國，花了 11、12 週當背包客在中國各處拍照尋根。很快地給大家看我當時拍的照片，我一個人獨自在中國不同地區當背包客。
（展示照片）這是跟我一樣的大學生。這是 90 年代早期，91 年吧，他們才剛改革開放四年。
我大概用了 50 捲膠卷，兩千多張底片。我覺得相當有趣，因為有些朋友問我，說我很好奇、很棒，願意這樣去尋根，可是你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地展示作品呢？找到自己的答案不就好了嗎？但我覺得自己有一部分是想關閉一個迴圈，有這麼多資訊和想法在我腦中，我想找到方法溝通出去。當時拍紀錄片這個想法在我心中不存在，我的做法是把這些作品做成幻燈片，帶著投影機去新加坡各地給大家看，就像是業務員去推銷底片給大家看，誰願意邀請我我就會去分享。還記得有去我的母校、博物館等不同組織，當時我並不知道這種挨家挨戶的放映方式，35 年前的做法對我有很多不錯的影響，尤其是開始拍紀錄片之後，這個體驗有很大的影響。最主要的發現是，身為新加坡、華人的意涵，這當然是很深奧的議題，我也很高興有這樣的體驗，可以實際去看我的故鄉、祖籍地，去回答這些問題。
這是一張當時的 A4 海報，講到另一個中國，真的是很復古。在午餐時間的分享會，一卡皮箱走透透的感覺。我也很喜歡拿著相機到處走，自由探索。這是我當時用的相機，甚至不用電池，可以到處走，好奇哪裡就去看哪裡。那時我在思考，我看到文溫德斯（Wim Wenders）《尋找小津》（Tokyo-Ga，1985），對我來講很有意思的是，他也是拿著攝影機在日本到處走，去找他最喜歡的導演小津，想知道小津片中的日本精神，在導演逝世 20 年後是否還存在日本？他會去柏青哥店、帶有日本傳統記憶的地方，去了解日本當代跟過去的不同？我覺得「哇！我也想做這件事」，我不需要很大的攝影機，一台相機在手也可以記錄。我就找到了一個模式吧，因為對我來講我已經在做這件事了。
另外也讓我驚訝的電影是侯孝賢的《悲情城市》（A City of Sadness，1989）。當時這部片在倫敦上映，打動我的是聽到我講的華語出現在片中，以及新加坡不同的方言。那時在新加坡是禁止上映的，大家可能在台灣也有過類似經驗，到今天為止新加坡還是禁止放映一般講方言的電影，所以在片中聽到台語、福建語真是讓人感動，是完全不可能的。這部片在講台灣的歷史，經過不同統治的悲情，我覺得這也是我可以探討的主題。我們長大聽音樂、看港片，聽到我阿嬤跟我說的話，在電影中被講出來，那樣的語言令我感動。相機當然也越做越小、品質越來越高，Sony VX1000 出現了，真是劃時代。晶片科技非常進步，RGB 的技術很好，已經是 Betacam 的品質。我有個朋友有這台，讓我摸摸看，我當時心裡覺得很好用，就從靜態影像開始變成動態攝影。但我也有點迷惘，我去電視台參加短片拍攝，去了解拍攝這回事。
接下來要談「誰是你的觀眾？」一般來講，業界會問「你的受眾是誰？」這是假設性的問題，你當然希望所有人都來看，但你今天做一個企劃，上映時要思考你真正的觀眾是誰？我拍第一部紀錄長片《新加坡風》（Singapore GaGa，2005）時，在思考這個問題。這是 2005 年的作品，大概是我第一次的拍攝企劃。當時想做一部片，問自己想保存哪些新加坡的聲音？當時我很想念故鄉，想說如果能把新加坡的聲音做成一個聲景會很好，包含學校的、捷運的廣播聲音等等，也列出想要誰參與。那時我有了 Sony PD150，算是升級版的攝影機，就去新加坡到處搜集聲音，本來想做 CD，後來這些影像被我拼成一部紀錄片。給大家看一下前五分鐘。
（放映《新加坡風》段落）
當時在新加坡國際影展放映，也收到蠻多迴響，熱烈到主辦單位又開了一場放映，口碑非常好，人多到必須坐在地上。後來媒體也注意到了，在放映時說是新加坡最棒的影片之一，因為顯示了真實的新加坡。當時我能想到的是，這是一部小作品，本來以為只有少數電影人會流傳，也不知道怎麼去回應。觀眾的其中一個回應是「什麼時候會再放映？想帶媽媽來看」，我想說真的很有趣，原來這是闔家觀賞的影片。所以我在講目標群眾時，有時你要等他們自己來告訴你是誰。有時候你自己剪輯完，就像從一個山洞出來，也不知道可以給誰看。有很多老師也來詢問放映機會，我才想說原來學生也可以看；也有運動人士跟我說，我的電影是在講對新加坡的愛，但不是政治宣傳。不同人會有自己的回應方式，我發現我的片已經不是小眾的片了，可以給很多人看。這也不是我剛離開剪輯室會想到的。
主持人：新加坡 2005 年時紀錄片界的回應是如何？
陳彬彬：當時沒有所謂的紀錄片界，以前是有新加坡電影，但沒有真正的新加坡紀錄片，也不會是這麼草根、在前線的片。剛給大家看的時候，身為一個新加坡人，就很像是真的到新加坡不同角落去聽不同聲音，以前沒有人做過。所以我也沒有料想到會有這樣的回應。
那些老師跟我說可以去學校巡演，我就開始搜集他們的聯絡方式，希望能在學校放映，就有傳單說「想放映可以寄信給我們」。當時幫我發行這部片的藝術學校就幫我做這件事，大家可以想像幾百名學生坐在地上，在禮堂裡看這部片。放映之前，有些老師會問學生「你覺得身為新加坡人的意涵是什麼？要想出三點」。看完影片又再問一次，看看會有什麼不同答案。有時也有這種小組討論，直到現在都還有學生跟我說「以前讀高中時，你有來我們學校」，真的還不錯。
對我來說，這是發行電影很特別的方式。當然你會想給更多人看，當時我不知道怎麼做，我沒有去找電影院，覺得他們分潤很不公平，會有各種廣告費、行銷費等等，很不划算。透過我在藝術中心的朋友，我們決定租下藝術空間，不是傳統戲院，看看後續會怎麼發展。首先開了五場，很快熱銷完畢，就開始一直加映，每場也都很快銷售一空。以前那也不是專門放電影的地方，但很多人願意專門跑一趟來看，我們就開始思考可能還可以做更多。是在一個藝術中心，針對藝術去演講、不是拿來放映的場地。後來也有更多新加坡影片開始用這種策略，以前大家會覺得，今天你在電影院放映三場後，如果沒有很多觀眾，就會直接被下架。這部片不到一小時，他們會有機會成本，可以放《蜘蛛人》的話幹嘛放你的片。藝術中心本來也不會有太多人去，所以你就可以慢慢累積口碑。我們連續八週熱銷、累積口碑，也開始讓我思考，本以為是所謂的小眾影片，其實也可以訴諸大眾，非常意料之外。
下一部想討論的是《星國戀》（To Singapore, with Love，2013），這部片的旅程又不太一樣。這部片在影展有很多放映機會，我想在影展先放，因為我知道在新加坡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所以先在海外放映。但我還是想給新加坡人看，這就是重點，我們常常會覺得要名揚海外大家才會來看，很多新加坡的獨立導演都會這樣想，但我後來發現你應該讓在地人搶先看，說實話他們才是我的首要受眾，新加坡以外的人有的話也很好。可是這部片最後還是先在海外放映。這部片在講新加坡被放逐的政治流亡人士，當時我想回答三個問題，問他們：你什麼時候離開新加坡、離開多久了？對新加坡現在的想法？這幾年你不在新加坡，都在做什麼？有些受訪者已經幾十年沒回去了，片中可以感受到這些幾世代都被禁止提到的人。這部片到現在還是在新加坡被禁。
（放映《星國戀》段落）
所以我一樣帶著電影去曼谷、倫敦、興山。這部片被禁的時候，新加坡政府還開了記者會，新加坡以外的地方有很多媒體報導，New York Times、BBC、衛報等等，主要媒體都在報導這件事。我也馬上知道，本來在新加坡規劃的首映會是不可能發生了。當時新聞大肆報導，本來想在興山辦首映——新加坡跟馬來西亞交界的小鎮，車程大概半小時——很多新加坡人開始到興山跨境去看這部片，變成要拿著護照才能去看。
當時我非常迷惘，最後仰賴很多照片才知道，新加坡開始有些網絡，會包遊覽車去看。馬來西亞的人權影展也在思考「會有幾百個新加坡人來看片，我們該怎麼做？」這是我當時記錄的一些照片，可以讓大家了解情況：有人就這樣包了遊覽車車，這是 2014 年，影片被禁的隔年。在我們放映的飯店，他們佔了所有會議室，預期會有很多新加坡人來看，標記地板可以坐的位置，還開了新的房間，用床單當投影幕。這對我來說很震驚，因為我是那種戲院裡有人拿手機出來我會去吵架的人，覺得放映環境要很好，不理想的放映環境很不習慣。當時不知道該怎麼做，也覺得就這樣吧。很多人甚至翹課或翹班，搭免費的接駁車來興山看片。大家有看《備忘錄》（Invisible City，2007）的話，或我們在放映《備忘錄》的時候，很多人覺得自己沒有被認可到、沒得到應有的功勞，就希望來看這部片能否好好地代表他們。看到他們拿著拐杖、不穩地走進來，我真的對新加坡政府非常不高興，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主持人：政府對這件事有什麼回應嗎？
陳彬彬：沒有啊，馬來西亞他們管不到。
我了解到作為社運人士的意義是什麼，他們能做的事真的會讓你下巴掉下來，很有創意、腦筋也動得很快。今天需要投影機，打電話問朋友，投影幕用床單，我坐在那裡觀賞、驚艷他們做的一切。當時的放映除了興山，還有在吉隆坡跟一些馬來西亞的小城市，主辦單位很特別，這些小城市的人權團體會負責找到放映場地，處理人流、交通等等，也邀請我去不同城鎮映後座談。但當時我沒辦法去，有人說馬來西亞的內部安全局有來禁止放映會，所以顯然新加坡跟馬來西亞政府有一些交流，後來就被停止了。但他們還是有讓立委來跟安全局協商，兩小時後又能放映了。你會看到這個網絡裡，不同團體的勢力跟力量怎麼推動放映順利完成。我當時覺得幸好沒有在網路上放，不然這些對話、交流和活動都不會出現，這些社運人士必須很審慎，讓這些網絡去處理放映會。
總之這部片是在新加坡被禁了。那我有什麼選擇呢？我可以匿名在網路上發行，或辦私人的地下放映會，或針對審查決策提出上訴，也可以以上皆是。我後來去見了一位律師，幫我處理這部片相關的事情，他說你要打官司是贏不了的，因為他們可以用「國安」去禁止，提出這兩個字你就打不贏。私人放映會比較可行，我當時完全不想匿名在網路上發行。我覺得我有投資在這部片上，應該要有方法把錢收回來，而且在網路上發行了，討論的能量會逸散，不會聚集起來。
SG50 是新加坡獨立 50 週年的紀念日，全年都在辦慶祝活動。對我來講，這部片就是在講新加坡本來可能的樣貌，我們今天能慶祝獨立紀念日，背後有多少英雄？政治異議份子被拘禁了二、三十年，沒有他們的苦勞，沒有今天的獨立。所以新加坡能走到今天，有些是政府不想談的事實，有些確實是共產主義份子，有些純粹是政治的異議人士，對政府來講就是眼中釘。我做這部片是因為我想跟新加坡人有一場對話，對話的意義會決定我下一步怎麼走。另一個啟發我的是我在這些放映會見證到，這些網路與團體的能量。
在 SG50，我在新加坡有些私人放映會，帶著我的片去這些地方，有時可能是我的夥伴去，在這些地方，我們會討論新加坡人的身分認同。這是在一個辦公室、這是在某個人的家裡、這是一個女權 NGO、這是藝術團體。在這些不同場合，他們會有自己的網路和社群。這是在我一個阿姨家，那時是聖誕節，她請很多親戚來家裡，問我能不能放你的片？二、三十人，真是大家庭。
另外的網路是海外學生社群。有人寫信給我說飛過來要八天，大學有自己交流的網路，安排在美國不同大學的放映會，我就飛過去，他們籌備了這些自發活動，為我的交通費募資等等。這是在紐約大學。他們會在地鐵站幫我拉行李，很可愛。有時我們可能住在學生宿舍，可以看到社群、草根、組織的力量，籌備放映會的過程。每場放映會學生都會介紹一下這部片，並主持映後問答，有小型也有規模較大的。非常年輕，二十幾歲的大學生。這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像是研討會的形式。
問題是，我不是每部片都這樣。有些片不需要這樣做，可以用既有的戲院或影展去發行。今天下午要在臺北市立美術館播放的《終有一天》（In Time to Come，2017），必須在特定空間，音響效果要很好。昨天大家看到的《備忘錄》，當時我也不需要挨家挨戶地推銷，可以用常見的管道去發行。
那被禁的影片呢？給大家一個例子。我有時到處旅行，可能在臉書上寫說下週要去台灣，有人就會推薦我去一個地方放我的作品。所以除了影展，在海外哪裡也都可以放映。這是剛剛講過的在南勢角「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的放映，是蔡秀敏安排的放映會，圖書館的這個連結很密集。後來我去廣州參加紀錄片影展，是政府辦的大型影展，也是我多年後再回到中國，所以我又在臉書問大家有沒有推薦可以玩的？我一貼文，就有人說可以有人安排放映會，那是起飛前八天的事，我們幾個訊息一來一往，他就把放映會的計畫弄好了。這是在中國一個非官方的地方，看起來很普通，是在一個住宅區，燈箱上會用可擦式馬克筆寫活動名稱，可以重複使用，當天的活動叫「走走看看」。
那天奇蹟似地來了很多人。那個組織叫「前台」，有人會追蹤他們的粉絲專頁、YouTube，你可以看到社群的力量。
大家不要忘記，電影不是放在串流平台或網路上的東西，在一個空間下，它是一個展演，有時就像我們去教堂或寺廟，是一個儀式或表演，很多空間都可以運用。今天在電影院跟觀眾一起笑或一起哭，體驗彌足珍貴，跟你自己在家看是完全不一樣的。最後我想提出，大家如果覺得在網路上看電影就是未來，我想提醒大家和我們的下一代：在電影院看電影是什麼樣的體驗？那是跟家庭、跟其他人的共同記憶，如果有導演映後座談，又有很多不同層次，我覺得這是電影作為展演很有意義的事。在這個注意力容易渙散的時代，能在電影院專心看電影是很難得的。
我最近在想的一件作品，是讓自己成為一段旅程。2022到2023年，新加坡的藝術委員會委託我做一件作品，有一件公共藝術，我覺得主題應該要是走路，在公車站去做，作品就叫《走走》（Walk Walk，2023），橫梁上會看到走去上班、走去想、走去釐清思緒等等，公車站牌很像一個動畫，每一步都是一個影像，持續去擴展走路的意象。當時我也在公車站打造了一個影廳，在裡頭放《走走》這部片，一天放五次。兩年前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也有放映過。這是我們放映空間的照片，可以看到有人真的是來公車站看影片，我們本來想說要走出來才能看影片，希望讓大家付出努力，這在現在的時代是難能可貴的。
最後的結語，可能是給年輕新秀一些建議，不要覺得無法放電影很糟糕，現在有很多方法。首先要讓大家知道你的作品存在，很多人會以為不是透過影展就沒人知道，但你還有社群媒體、可以打造自己的網站，比如寫著「對放映有興趣可以聯絡我」，甚至直接到前線跟可能有興趣的團體談放映，逐漸地、一次一場，可以先在國內，再慢慢拓展到國外。
這是我最後想給大家看的照片。
主持人：休息五分鐘，可以先想一下有什麼問題想問導演。她講到很多她用了草根性的方式來組織放映活動，有的是自己去找、有的是朋友的連結，或是媒體連結對方主動找上門的。重點是不要低估社群的力量，在場很多都是紀錄片工作者，你們之間不一定很熟，但其實就是一個社群，台灣也有工會等等，或許都是擴散出去的可能性。第二是實體放映的可能性，這可能也是疫情前後到現在一直在思考的事：實體放映的意義到底是什麼？講起來可能有點陳腔濫調，但這也是影展存在的大哉問，影展有什麼特別？現在大家可能去影展，會看哪些電影會先上串流或在戲院發行，就不去看那些片。
大家可以問一些相關的事情，她有給很多參考資料，她第一個成功的戲院發行是《新加坡風》，這部片也在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過，背後有蠻多如何組織放映的細節。剛才講到線上跟實體放映，很難忽視的是我們經歷過疫情，大家無法去戲院、在實體空間聚集，你對那個時候的電影放映有什麼想法跟做法？這件事也間接影響到後來的電影放映以及觀影習慣，可能更習慣在線上觀影了。
陳彬彬：我覺得我們必須提醒自己差異到底在哪，要重頭開始學。我自己就有這樣的體驗，我在戲院重新開放後看的第一部片是《沙丘》，一還是二？（：應該是一）總之這就是那種你不能在別的地方看的片，當時我就覺得是很棒的提醒，提醒你這兩種體驗差異上的巨大鴻溝。
主持人：剛才最後講到「make a trip」這件事，一部分是組織放映的人，想辦法 make this trip to their screening；另一方面也講到觀眾，似乎也要思考體驗性的東西去 make this trip。這件事讓我很有感的是，因為我們現在好像身處在很遠的地方（註：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在新北市新莊區），要怎麼讓觀眾 make this trip 來這裡看電影或參加活動？這件事也讓我們不斷在思考該如何組織活動或放映，讓大家有這個動力，或許這也丟回觀眾的身上，讓他們思考他為什麼要走出這一步、跨出家門、花這個時間等等。
陳彬彬：不同人有不同做法，有時把放映變成盛大的活動，有導演 Q&A 或其他互動。但說到底，昨天看了李承俊的電影，在 YouTube 看跟在戲院銀幕上看是很不一樣的。所以為什麼要退而求其次呢？
觀眾：感謝您的分享。我自己作為年輕的電影人，也有舉辦一些獨立放映，真的謝謝您作為先驅開展了這條路。想請問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你去做這種獨立放映、面對觀眾跟他們對話，是個很棒的體驗，但你必須要有錢、有資源，要有收入才能支付這樣的花費，當初是怎麼做到的？第二個問題是，放映影片之後，未來是怎麼找到當地的資金？
陳彬彬：如果是不同機構或單位，會跟他們收費，學校也會收放映費，這是你一定要要求的，因為你要有收入來源，甚至 Q&A 也要收費，收兩個不同項目。針對獨立空間，可能就要自己判斷，有些朋友的做法是做衣服或托特包這種周邊商品。這也是讓觀眾知道不是免費來看，要花點錢或買個東西，要提醒他們，甚至是徽章、胸針、貼紙之類的，要思考怎麼永續發展。針對私下放映，你也知道主辦單位是需要錢的，所以我甚至是傳個袋子要他們放錢進去，我也不會不好意思。
我最近有申請教職，結果被拒絕了，他們在本來要開始的前兩週才告訴我。（跟你電影被禁有關嗎？）跟我整個人有關。
觀眾：往回看的話，你覺得電影被禁，對你的生涯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新加坡有人會覺得你是麻煩製造者，而不想跟你合作嗎？我也很好奇，你在拍那部片時已經知道會惹上麻煩了嗎？還是不管後果拍就對了？有人跟你說過，你這樣會對國家造成麻煩嗎？
陳彬彬：網路上很多，我想如果說我是麻煩人士，應該也是最輕微的吧。我覺得很多時候求職失敗，常常不會被告知真正的原因。你剛剛說，知道未來會惹上麻煩，為什麼還要繼續做？我覺得作為影人、導演，你要為作品、作品裡的人站出來發聲，不管如何，朝著你要去的方向前進。在看素材的時候，我記得承俊導演有說他邊剪（《正義仍缺席》）邊哭，我也有這樣的經驗，我哭是因為我很害怕，我知道這個一出去麻煩就大了，那你可以做兩個決定：停下來或做完。我覺得我都來了，如果不拍了，那我不如回去當律師，在新加坡當導演對我來說意義是什麼？所以我還是把它做完。另外，《新加坡風》或《星國戀》這麼小眾，我想說不會被注意到吧。
林木材：我先補充一下，TIDF 的入選率，國際影片大概是 1.5-1.9%，台灣影片大概是 6-8%。我的問題是回到《星國戀》，看起來是政府不允許播放，但這個負面情況似乎透過其他方式被扭轉成正面。那時我也有關注這些新聞，新加坡政府也發布了一些嚴厲的聲明，想知道對導演來說，有沒有對你造成巨大的壓力？怎麼化解或跟它相處？
陳彬彬：我當時真的覺得死定了，蠻害怕的。很多人一直打電話來，說可以幫我發行、幫我辦什麼、誰想訪問我，一堆訊息，有朋友問說要不要發一份聲明，然後放在社群媒體上，叫大家自己來看。大概一頁半的聲明，這裡只是一部分而已，大家想讀的話有在《星國戀》的官網上，是我對外界的回應。
主持人：追問一下，這或許不是第一部被禁的新加坡片，但作為被禁又引起很大關注的狀況下，實際上政府真的會做什麼事嗎？
陳彬彬：《新加坡風》的剪輯師（Martyn See 施忠明），他有一部 2004 年的作品（Singapore Rebel），也跟異議人士有關，他的電腦和相機都被政府沒收，去看他裡面的資料，他被訊問好幾天，我當時很擔心也會發生在我身上。但是他記錄了每一次跟當局的線上來往，所以我們知道當局會問他什麼問題、他們發生什麼事。他完全開放，非常透明，讓大家知道整個過程。也因為他讓我知道前人走過這條路，我可以怎麼做。他的那部電影也放在網路上，現在看起來根本就沒什麼，也讓政府覺得無地自容。幾年後法律變了，很細微地改變，但還是一個勝利。
觀眾：被禁是依據國家的法律嗎？昨天的活動，有個提問是分級制度，紀錄片會分級嗎？
陳彬彬：政治電影，他們會以國安為由去禁止，有個叫 NAR（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s）「任何分級均不允許」。
主持人：剛有提到獨立空間、藝術影院在社群發酵的重要性，你說新加坡很重要的獨立戲院 The Projector 關閉了，這件事對新加坡的獨立電影、影展的影響，或是未來的走向會是什麼？
陳彬彬：我們有辦一個導演會議，因為一直以來 The Projector 這個獨立的放映空間，是想放映自己作品的導演的重要支柱，其他戲院都不覺得獨立戲院是重要的事情，兩個生態系也很不一樣，現在 The Projector 關閉之後，我們就在思考我們的出路，未來這些導演還可以去哪裡放映？更重要的是，The Projector 沒拿政府錢，是一個公民空間，人權活動可以在那裡放電影，其他有領政府資金的空間都不太能做這種事，拿政府的錢就沒有話語權了。我們現在的處境較艱難。
觀眾：我想問一些導演可能會想知道的，你提到不同發行管道，有些導演可能拍完想送去大型影展，但有些作品我覺得最好是直接跟觀眾接觸，讓大眾去試水溫、看會創造什麼樣的對話，影展才會看到這部片，以《星國戀》或其他作品來講，你有過這種經驗嗎？第一步不一定要直接提到影展去？
陳彬彬：我覺得影展真的只是其中一個管道，有太多另類選項，這也是我很想跟電影人談的，以 Jason Soo 的《Al Awda》來講，在新加坡國際影展放映，我覺得是很好的試水溫，也不用自己辦，就是運用現行體制發行，之後可以有一些問卷，去真正知道你的 TA 目標觀眾是誰，或直接問觀眾你覺得誰會對這部片有興趣。想放自己的作品，這也是其中一個方法。我們以為《新加坡風》很小眾，結果發現很適合大眾看，只有在放映會會發現這件事，一開始可能也不知道怎麼接觸到你的受眾，因為你的想法、思維就只看得到那樣。但是在探索其他發行管道的過程中，會發現 TA 可能比想像的大。
主持人：在場蠻多影像工作者，大家通常第一還是想把作品送去影展，你有什麼最後的建議給大家？當你的作品要完成的時候？
陳彬彬：我覺得還是應該要投一下。因為其實蠻方便的，如果你本來就很忙，投影展很方便。有時導演連試都不試，想自己放映，當然也可以，但可能先測試一下小規模的反應，如果真的有共鳴，可以再決定要怎麼做，沒有的話就要評估一下。所以會建議大家提案前可以先做些小型放映，當你去投件時，有些人太早跨出舒適圈，對影展來說可能是收到半成品，不該把影展當成你的試金石。
主持人：感謝彬彬帶來精彩的、也算是創作生涯的分享。準備主持過程中，讀了彬彬給的資料，也查了很多之前做的事情，包含攝影展等等，其實是很豐富的歷程。也很想問你從攝影師一直到拍紀錄片中間的十幾年，大概做了什麼事，這我們可以私下再聊。請大家掌聲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