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5/08/30
地點: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小影格
主講人:李承俊 YI Seungjun
主持人:陳婉伶
譯者:葛增娜
文字紀錄:侯伯彥

(放映《正義仍缺席》(In the Absence,2018))
全片觀看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gpv-JgH9M
主持人:導演會先對這個題材與製作過程的思考進行簡報分享,接下來也會有問答時段。先請導演跟觀眾打個招呼。
李承俊:不知道大家看得如何?我沒有一起看,只看了最後一小段,就覺得很沉重,這也是我不太能坐在這看電影的原因。大家有什麼感想呢?今天想針對這部電影進行分享。我從 1999 年開始拍攝紀錄片,做電影類、也做電視的紀錄片,製作過程中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今天的主題是「紀錄片:在主觀與客觀之間,及其超越」,在我製作紀錄片的過程中這句話一直在我心裡。畫面上是字典上對於主、客觀詮釋的意義,我想各位也都知道是什麼意思。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使用這些話,例如「你怎麼這麼主觀」,這就是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的觀點,當我們在表現或詮釋事情時也會這麼說,而且會呈現在文字、影像和聲音裡。

來看一下圖片說明,「房間中央的椅子」,看著圖片可以這樣解釋。這個詮釋呢?「放在房間中央的舊椅子」。接下來是「孤零零地坐在房間中央的舊椅子」。最後是「放在房間中央的舊椅子,一如繼往地孤獨」。即使是同個景象,因為不同形容會有不同感受與看法。椅子跟房間中央是客觀事實,但賦予了其他的意義就會變成主觀,客觀跟主觀之間就會變成新的意義,紀錄片就是這樣。
今天大家看到的《正義仍缺席》也是一樣。當我製作這部片時,並不是為了呈現「世越號沉船了,有很多人犧牲了」這個客觀事實而已,而是想表達超越這個客觀的、我自己的主觀想法,過程很複雜也很困難。
這部電影的製作開端是從 Field of Vision 這個紐約的紀錄片平台開始的。Field of Vision 的負責人從臉書傳訊息給我,那個時期韓國發生了彈劾、促請總統下台的大型燭光集會,全球媒體也都關注這件事。這個平台正在找可以製作這個主題的紀錄短片,希望能具有像電影的敘事方法。我那時才第一次知道這個平台,是在紐約專門製作紀錄短片的。專門製作全球可能引起當下話題的事件,但不是想做真實性報導,而是想用電影手法製作紀錄短片。
他們的需求是一定要是短片,並且要有獨立視野與創新的敘事方式。我跟製作人討論時提到了世越號沉船事件,因為燭光集會跟這個事件是有關連的。那時正值沉船三週年,有種氣氛是只要提到世越號沉船事件,極右派就會說是政治操控、你們不要提這些,有這樣的風氣,甚至還會嘲諷犧牲的孩子。在沉船事件發生的當下,舉國哀嚎。所以我覺得是否大家都遺忘了這樣的情感?我們決定想回顧那樣的痛,並且想想痛苦的根源來自哪裡?
Field of Vision 決定接受這樣的提議而開始製作。可能每個人對紀錄片詮釋的看法都不太一樣,我認為是對現存、曾經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人物、現象和事件的解讀、詮釋和呈現。對我來說,主客觀是嚴重衝突的,這個衝突會在製作紀錄片的每個過程中產生。2016 年的企劃階段,關於世越號沉船事件跟燭光集會是客觀事實,我們想「找到痛苦的根源」是主觀的詮釋,以及想表達的部分。
關於現場拍攝,我是從一月開始拍攝,剛好同年三月打撈世越號沉船,所以打撈沉船跟燭光集會是擺明了的客觀事實。我致力於表現裡面人物的想法,所以也進行了採訪。我採訪時通常會把兩件事放在心上:第一是你看到、聽到了什麼?第二是你想了什麼、你有什麼想法?我覺得這兩點都很重要。剛才電影中的採訪應該有看到這兩個部分,一個是他們看到跟聽到的、一個是他們自己的想法與感受。
這類型的紀錄片,資料蒐集非常重要,這部片主要得到遺族協會的幫忙。當發生沉船事件的當下,我的前後輩與其他製作人都拿著攝影機到現場拍攝。因為主流媒體沒有好好傳遞這件事情,所以其他紀錄片工作者就去把現場都拍起來,那些資料畫面我得到同意可以使用,資料裡也有一些新聞畫面。雖然看起來是客觀資料,但也要好好地去詮釋。畫面右上看起來是一般的鞋子,但其實就可以傳遞強烈的情緒。 客觀的資料可以有主觀的表達方式。
我從 2017 年二月底到八月進行了拍攝,同時也做了剪輯。十二月底時做了第二次剪輯,跟 Field of Vision 進行意見交換與回饋。剪輯階段,我覺得是主客觀衝突最厲害的時候,非常痛苦。從一開始 Field of Vision 就一直問我「如何讓海外觀眾也得到共鳴?」而且強調這非常重要。因為我跟製作人之前已經有跟國外共同合作的經驗,就覺得對我們來說不是那麼難,但其實也沒那麼容易。我們現在先看一個短片,是我剪輯的一個版本。
(播放片段約三分鐘:受難者遺族們觀看沉船被打撈,在陸地上痛哭哀嚎)
我把剛剛剪輯的版本寄給 Field of Vision,他們就這樣回了我:「The Crying around minutes 3 is very intense. Can we cut it down a bit and do some sound design to add layers to what's going on? News audio? Music? How do we bring in cards here?」簡單地說就是「太強烈了,可不可以把哭的部分剪短一點?用音樂或其他方式稍微蓋過?」給了這樣的建議。那時我跟製作人對這個建議不是非常了解,因為打撈沉船對遺族來說,就像是事件發生當下那樣的痛,也是最痛的那一刻,我們認為必須把這樣的痛直接地傳遞給觀眾才是對的。Field of Vision 建議可以找另一位美國的剪輯師 Todd Chandler,我們接受了提議。電影中應該有看到最終版本,我把這個美國剪輯師剪的段落拉出來,可以做一個比較。請大家思考一下兩者的差異。
(播放片段約一分鐘:正片中的同個段落,時長縮短許多)
我剛剛提到 Field of Vision 說必須思考如何讓影片引起國外觀眾的共鳴,我後來發現對於死亡這件事,東西方存在文化上的差異。歐美在喪禮上並不太會嚎啕大哭,東方則是痛哭的文化。所以西方人看到我原本剪的版本,在感到心痛之前,會有類似「怎麼哭這麼多」的感受,有一些這樣判斷上的差異。最後我們尊重 Field of Vision 的建議,才會剪出這樣的版本。
其實 Field of Vision 常常扮演這樣的角色,在韓國發生的事情,他們可以用更旁觀的角度給予建議,像這個採訪者的部分也是:「The one category that we are missing from the interview are children. Did you decide against this? I see there are some reports of intense survivors' guilt, but is no one interested in talking?」倖存者中有學生也有成人,學生是無法接受採訪的,所以採訪了成人。此外,我們找到了手機畫面,原本想使用更多,但他們提醒說這樣會不會有倫理問題?人們看到即將死去的孩子的手機畫面,可能會覺得不舒服。其實這些畫面都得到許可了,但他們提出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
2017 年十二月,聘請了美國的剪輯師,請他加入一起做這個工作。後來我們的溝通是,他剪完給我進行回饋。例如我會說「船長說『請你們不要上來』的畫面,為什麼沒有剪?」會有這樣的對話;水裡的鞋的畫面本來也被剪掉了,我們提議要剪進去。我們按照時序來剪輯,但他會有打破時序的時候,可能在敘事上覺得不同剪接方法會比較好,但我建議時序不要變更。
當然我們的意見對方都有接受。對我來說,剪輯過程就是個痛苦的作業,不斷在想這個畫面是客觀還是主觀?觀眾能理解還是會混淆?可以引起共鳴還是會感到陌生?持續在中間拉扯。2018 年九月完成,大概歷時一年半,以半小時的紀錄片來說花了蠻久的時間。九月在紐約世界首映,運氣很好地獲獎了。
之後我們在世越號遺族協會進行特別放映。遺族們在看電影的時候,不到五分鐘就一一離場,大概一半的人都離開了。你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其實這個沉沒前船傾斜的畫面,在韓國的新聞真的很常看到。但在遺族眼中不是這樣的,因為裡面有他們的小孩,所以他們會受不了。他們的觀點跟我們一般人是不同的,所以他們說要離場,沒有辦法看。放映完有進行一些分享,那時有位母親這樣跟我說:「聽說你在國外獲獎,想拜託你一件事,可以讓全世界更多的人知道這件事嗎?我只求這件事情。」
在那之後,這部片常常受邀去影展放映,也有幸入圍奧斯卡的紀錄短片。入圍時我看了現場直播,是入圍項目當中最先播放的,我突然想起那位請我多告訴世人這件事的母親,我真的很慶幸能夠遵守這個約定。那時有兩位遺族的母親跟著我一起去,也接受當地媒體採訪,就是照片上的這兩位。
我們跟紐約客雜誌合作,在他們的 YouTube 頻道上傳了影片,截至目前有 1,700 萬的觀看人數,所以我真的覺得幸好可以遵守約定。我去到各個影展有點擔憂,擔心這個韓國的事件,世界各國的影展觀眾有多少能感同身受、引起共鳴?但其實我的擔憂是多餘的。放映過程中可以聽到觀眾罵船長或啜泣,種種情緒都反映在電影院裡面,所以我認為那個一年半不是白費的。
剛剛說過我一直會把主客觀放在心上,還有在主客觀之間,我也一直會想說「也許我錯了」,有必要「冷靜地懷疑」。今天的分享先到這裡,我想各位可能還有一些疑問。
主持人:非常感謝導演鉅細靡遺的分享過程,包含案子的開始與中間的經歷。前面提到你的起點是想講「痛的根源」,這某種程度上是個主觀或情緒面的起點,但實際上你在建構故事或片子的時候,是如何回扣到這個點?在影片架構或軸線的選擇上,怎樣建構這個初衷?
李承俊:我的想法很單純,回到當初按照時序冷靜地敘述出來,我覺得就可以看到痛苦的根源。當我真的冷靜地旁觀這件事,就看到了體制無用武之地,那些大人都沒在做自己的工作。所以痛苦的根源就在那裡。
主持人:這有點回應到紀錄片工作者開始創作或拍攝的起心動念,都是感性的部分,對某個東西有憤怒、愛或恨等等,但轉化的過程很困難。以這部片為例,可能是還原真相或釐清發生了什麼,或許就是對於那個痛的理解。現場有問題嗎?
觀眾:當你在索取官方資料,有碰到困難嗎?片中總統跟執行人員的對話只有片段。影片結束時我沒有看得很盡興,因為沒有拍出其他相關人員的後續。不知道會不會再拍?
李承俊:基本上,沉船事件發生後會有國會議員質詢,也開了聽證會,我可以取得這些資料。30 分鐘內我可以說的事情有限。
主持人:30 分鐘應該是 Field of Vision 的限制。
觀眾:東方的思想應該要接受西方的剪輯建議嗎?可以不接受嗎?
李承俊:我會好好思考一下這部分。
主持人:我覺得都是討論過程,當然製作上有所謂的限制或對方期望的樣子。剛剛也呈現了很多討論過程,美國剪輯師進來後也保留了很多重要的部分。
觀眾:電影呈現了集體創傷,想知道導演在呈現這個創傷時,有什麼是特別需要注意的?比如有些畫面看起來很震撼,但沒有採用等等考慮的點。因為也有放給家屬看,那時想放映的原因是什麼?
李承俊:我看過的資料比片中多很多,過程很痛苦,所以必須做判斷跟取捨,不斷跟製作人、遺族協會協助我們的人討論,要看到、開放到什麼程度。
觀眾:我們也正在拍一個集體創傷的故事。想問短片裡沒有關於執政者那邊的採訪,是個選擇嗎?還是這件事已經客觀、沒有爭議了?政府的毫無作為這件事,是不需要被辯證的嗎?這是導演的看法還是社會共識?
李承俊:這個短片並不是要為了「釐清世越號沉船事件的責任歸屬」而拍,只是專注在「痛苦的根源」,為什麼大家這麼痛苦?所以你提到的採訪政府官員,會變成另外的電影。
觀眾:我的意思是說,政治人物也不會感到痛嗎?他們不會有遺憾嗎?比如船長提早離開。
李承俊:我對於政治人物有多痛心一點興趣都沒有。
觀眾:關於世越號打撈的片段呈現了兩個版本,一開始你自己剪的、美國剪輯師後來正片的呈現。你的詮釋是這可能是東西方對死亡的不同詮釋,但我好奇的是,會不會這是導演跟剪接師在剪輯處理上的不同?
李承俊:我認為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比較大。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不是剪輯師,是 Field of Vision 裡的工作人員。這樣說好了,我剪的版本是不是錯的?我覺得也不是。我認為是因為哪個版本更能引起共鳴而做的選擇,對我來說是這樣。
觀眾:事件發生時,作為一個人體感上感覺到的事,跟你作為創作者在拍攝、在梳理,是一樣的嗎?
李承俊:意外的當下我非常難過,因為我的女兒正值那個年紀。當時的氣氛是,你走在街上看到穿高中校服的人就想哭。幾年後我在製作這部電影時,有時情緒會整個湧上來,有這種時候,但身為導演還是要冷靜下來再去工作。
觀眾:第一個問題,你說製作時韓國社會的氛圍是覺得事件可能會被政治操作,在你完成後,你有擔心影片可能會被別人拿去利用嗎?製作時會有這層考量嗎?
第二是對事件的好奇,有很多空拍鏡頭,所以那時是大家眼睜睜看著這麼大一艘船沉掉嗎?看裡面的人就這樣走掉嗎?
李承俊: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對,就是那樣,所以大家都無法理解,就像是一個謎團。以常識來說,船要沉下去了,當然是要他們趕快出來跳船,但就是沒這麼做,該指揮做這件事的人都沒做。關於政治上會不會被操控......五月時政權交替,總統被彈劾下台。但大家都是拍紀錄片的人,拍的時候並不會擔心這種事情。就去拍了嘛,對不對?
觀眾:會想做但是會多思考,也是會煩惱一下。
李承俊:心裡也會啦,有一點擔心。
主持人:跟事件相關的人事物非常多,不管是遺族、政府官員等等,你是如何決定要包含哪些人物,有講話或沒講話的?你實際上訪問的人一定更多,是如何做這個選擇,留下你想要的那些?相信有很多珍貴或重要的話。
李承俊:其實我沒有採訪非常多人。有時採訪完不一定會都用,但那時已經覺得不能不用,所以刻意沒做那麼多採訪,所以就說「請介紹可以說我想要的內容的人」,只採訪了這些人。倖存者也只採訪了一個人、只用了他的畫面。潛水員的部分有多採訪兩、三位,但後來決定沒有使用,也有再跟他們致歉。就這樣而已。
觀眾:以你的經驗,如何跟剪接師合作?剛剛的例子是有投資單位,但對方想法跟你不同。你是如何決定哪時要聽剪接師的、哪時要依照你最想表達的去呈現?
今天的主題,「超越」指的是什麼?是什麼超越了主觀跟客觀?我的合作經驗裡頭,遇過非常堅持己見的人,有人找了剪接師但完全不想聽剪接意見,那到底要怎麼合作下去?也有人是剪接師說什麼都照做,甚至素材給剪接師就不管了。所以想聽你的標準。
李承俊:我並沒有很強烈地想要怎麼做,就是願意做很多溝通。有的人主見很強,但我覺得沒有真正的對錯,我比較講求和平,不太喜歡跟別人爭執。關於超越到底是什麼,我覺得我知道的話應該在某個大學當教授。
觀眾:剛問說導演會不會怕自己的片子在當下的氛圍被政治利用,想反過來問,導演有沒有想利用當下的政治氛圍,因為審判還在進行嘛,做政治操作?我所謂的操作是指,比如用電影產生影響力。還有對於這件事情,紀錄片在這件事情上的看法。
李承俊:我拍電影的目的就像剛剛敘述的,我並沒有想要直接影響什麼事情。雖然沒有想過直接去影響,但我確實認為這個事件要被一一地說清楚,我覺得要真正冷靜去看當下發生的事,才會有這樣的效果,所以是用這個方法去做。你所謂的比較直接影響政局,是像記者報導式的、真實紀實式的電影敘事,我做的是不太一樣的。

陳彬彬:你是自己拍的嗎?我很羨慕那樣。看你的簡報畫面,你的拍攝團隊只有一個人嗎?
李承俊:我是從 2017 年一月開始拍攝,包含到打撈沉船的部分,都是我一個人拍攝。簡報這樣放比較帥。
陳彬彬:你之前的片《蝸牛星球》,跟明天要放映的片(《歸北者》)都是嗎?
李承俊:是,我的團隊有一位副導,還有一位聲音設計。
主持人:應該是指這個團隊很小,然後他習慣自己掌鏡。
陳彬彬:你覺得你可以跟攝影師合作嗎?
李承俊:我有試過幾次。我曾經替奧運做官方紀錄片,工作人員就有十幾個。
主持人:可能也跟拍攝主題以及必需跟被攝者多靠近有關係。今天的分享非常豐富,請大家再掌聲感謝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