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完成時間
to

DOC+紀錄片工作坊|KIM Young-woo 大師講堂

  • DOC+紀錄片工作坊

時間:2022/10/20

地點:C-LAB

主講人:KIM Young-woo

主持人:林木材

譯者:錢佳緯、鄒德平

 

主持人:我跟KIM Young-woo 認識也十年了,他最早在韓國的綠色影展工作,後來有去釜山,還有 DMZ(DMZ Docs 南韓國際紀錄片影展),也在國際間擔任很多影展的選片人,像是盧卡諾、阿姆斯特丹,在選片人的社群非常活躍。很高興邀請他,擔任工作坊講師,今天的講座是「Master Calss」大師講堂,歡迎 master。

 

KIM Young-woo(下稱「KIM」):感謝木材的介紹。很高興今天大家能夠出席、見到大家,我知道你們已經度過了漫長的一天,我希望今天能夠介紹一些不同的作品,跟大家有更多交流跟討論的機會。在我開始演講之前......我在韓國事業之初就擔任選片人,相信大家都知道這份工作是什麼,有些人會好奇,到底要如何成為選片人?或是為什麼決定成為選片人?過去我沒有想得太多,我記得一開始時,當時的電影環境不同,就像台灣的新浪潮一樣,90 年代初有一波不同的電影發展跟變化,我當時看過很多台灣新浪潮的作品,不時會來台灣見朋友,也很高興有機會到不同國家,見不同國家的影人。今天雖然是大師講堂,但我不覺得自己是大師,只是提供經驗跟不一樣的資訊供各位參考,希望讓大家在未來的事業發展更順遂、容易,不斷開發新的作品,今天只是分享一些資訊。

 

今天聽過了各種不同的簡報與提案,我不會介紹製作或開發過程,我覺得這是紀錄片製作的另外一個部分。我要著重的重點是如何把我們的作品,讓它有機會進入到影展,或是希望獲得一些不一樣資金的支持,不只是台灣,還有各國的資金支持。今天會介紹影展的運作模式,如何在台灣和其他國家的影展互動往來,進而爭取到資金、獎助金支持。我會介紹一部分的影展內容,還有我熟悉的資金來源,這是今天的主題。

 

當然,全世界有各個不同的影展,比如台灣有 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北電影節,也有金馬影展跟金馬創投,縮寫應該是叫 FPP,是一個提案大會。影展通常會分成兩塊,電影放映跟提案大會,今天介紹影展中有哪些提案跟爭取資金的機會。我們在韓國有位 youtuber 做過一件衣服,上面有各種影展圖案,包括坎城、威尼斯、柏林等等,右邊有各種不同的創投機會,很多導演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出席這些國際重要的影展。當然有些導演完全不在乎這些影展的大小、規模、聲望等等,但很多導演的確希望可以出席這些大型影展,不只是對自己的名聲有幫助,有時對事業也有下一步的幫助。這些影展放映或提名入圍等等,對很多電影導演而言是重要的機會。

 

應該是今天吧,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DFA)發佈了最新的選片名單。我自己也是 IDFA 的選片顧問,他們選片的委員會大概每年會有十到十二人組成,我們會看看今年有哪些片報名,選出作品。我跟木材常常是現場唯二的亞洲選片顧問,我們的職責跟任務,當然是希望曝光更多亞洲電影,當然不是每次都成功。IDFA 對歐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紀錄片影展,規模比較大,市場展也比較大,有更多機會賣出各位的作品,他們也提供很大的市場展平台,所以很多導演希望前進這個影展。

 

但在過去這段時間,其實亞洲電影在這裡賣出的機會相對沒那麼多。最近有部韓國片入為了國際競賽片,好像也有一部台灣片入圍。這部韓國紀錄片的主角是這位小女孩,她是一位巫醫、巫師,紀錄片跟拍她從中學進入大學的時間,後來又回到偏遠小鎮上的家鄉。故事跟結構都很簡單,對亞洲觀眾來說很熟悉,對西方觀眾來說很新鮮。我知道它今年在韓國的全州國際影展首映,這種主題、故事對東亞國家而言非常熟悉——年輕的男性或女性決定是否要成為巫師——對西方國家的觀眾而言就很新鮮了。今年的另外一部作品《甘露水》(2021)也獲得官方競賽選片,關於台灣的雕塑家黃土水老師做的雕塑作品,我很喜歡林君昵導演跟黃邦銓導演的這部紀錄片,影像非常好看。這是今年 IDFA 國際影展的兩部入圍國際正式競賽的亞洲作品。

 

主持人:今天公佈的國際競賽還有一部台灣作品,是蕭美玲導演的《平行世界》。

KIM:所以我們的努力顯然有成果,當然並不是每次都有機會把亞洲作品推入到影展當中。其實全世界還有很多影展,比如歐洲有荷蘭的 IDFA、北美有加拿大多倫多 Hot Docs,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國際紀錄片影展,這個影展會放映更多的亞洲紀錄片,跟影展並行的結構中也有論壇,也就是提案大會。所謂影展的大小也會攸關市場展的大小,所以會有更多市場或業界人士出席,「Hot Docs Forum」論壇是以提案會為主,導演或製片會在現場作出幾分鐘的提案、簡報,把內容告訴大家,希望有機會獲得委託單位、製作公司或出資者的青睞。有時他們的批評也會非常直接、尖銳,比如完全聽不懂你的作品在幹嘛。這樣的提案大會已經運作了大約二十年的時間,過去五年中也有人在批評這樣的提案制度,覺得並不適合電影的發展,所以也有人在思考如何調整提案會的內容跟改變模式。在大多數亞洲國家中,比如韓國有些提案大會,提案時作品還沒完成,有時他們要去說服出資者並沒有這麼容易,所以現在各國也在調整跟重新考慮提案模式到底該怎樣進行,或用不同方式來支持這些作品。

 

不知道台灣有沒有「福不福」這個遊戲?基本上是二選一的遊戲。有兩個選擇,會影響後面的結果,在韓國綜藝節目非常受歡迎。很多時候大家會好奇選片或提案時有什麼標準跟要求,有些人認為影展選片好像就是靠運氣,非常隨機,有些作品很出色卻沒有入圍、獲得青睞。所以各位在公開場合去提案,也許是七分鐘或十五分鐘,這些人依據這些資訊來決定你的作品有沒有機會成功,這種提案會的模式也受到很多質疑,有人也在思考其他更多對話機會的可能。有些作品也許相對而言更容易受到出資者或投資人的青睞,有些比較實驗性的作品也許相對難說服出資者、電視台、美術館、博物館等等。我們在不斷地探索跟尋找,到底有什麼不同方式,可以針對不一樣的作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來尋找更多模式。現在有很多影展都希望尋找其他可能的解決方案,跟獲得彼此交流的機會。

 

不過,還是有很多案子、影人,試著透過這些平台、基金或影展來想辦法籌錢,當然有利有弊,但還是可以透過這些平台得到一些什麼。得獎的話會有錢,一、兩萬塊等等不同金額的獎金,通常不少。還有參加這些論壇、影展時,晚上可能會一起去喝酒、認識彼此,建立你的人脈網絡,當然不是說去賄賂別人,而是認識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選片人、策展人、創作者,這樣的同好非常重要,職涯也才能繼續下去,並得到一些認可,就好像累積飛航哩程數一樣,我們稱為「影展哩程」(festival milage)。例如,我有個朋友在拍一個案子,有很多選片人都知道他在拍,我們彼此會互通有無、互相交流,問他現在做得怎麼樣了、有需要什麼嗎?這種彼此的認同非常重要,也讓你更有機會參加一些大型影展。

 

十年來我在影展選片、基金補助的工作經驗,很多時候會透過這樣的方式、過程,參加論壇、研討會或像今天這樣的場合,都很有幫助,這就是累積影展哩程。或是也可以藉此透過你的導師、前輩,得到一些建議、反饋,很多時候都非常有幫助。身為一個選片人,常常有人問我的意見,我們每次都會說好話,非常圓滑、委婉......雖然有時覺得這是什麼鬼......但還是會說些好話。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嘛,搞不好下一個侯孝賢會出現。所以像今天這樣的講座,互相交流意見都非常重要。我剛問了木材台灣的補助機制,情況其實比很多國家還要好;像是韓國、日本的創作者,其實都會彼此交流,日本人就常常抱怨他們的補助系統,因為他們並沒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所以像是枝裕和就與幾位導演一起創立了「Action for Cinema」這樣的新計畫,希望能督促政府真的打造一個支持日本電影創作者的系統。在韓國,我們有還不錯的支持系統,可以盡量籌措資金,但大部分的獨立製片人還是會抱怨政府的支持不夠有力。泰國基本上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台灣相對來說算很好了,雖然錢可能不是很多,但製作前期都有機會得到一些支持跟補助。有些人也會用群眾募資,韓國也是。像這樣的紀錄片(《十二夜》、《十二夜2》),據我所知這基本上就是透過群募,很多人捐錢讓他們去做這樣的紀錄片,後來也因此改變了一些政策。在韓國、甚至歐洲也是,我們會講到 impact cinema,大部分都是紀錄片,對於社會、尤其是特定議題或討論能夠帶來影響力,透過電影改變人們的行為、觀感,甚至是政策。《十二夜》就是這樣的例子,所以我特別把他擺在這。如同我剛剛說的,台灣跟其他國家比算不錯了,當然我知道還是不夠。但大家都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你想繼續這樣的職涯,我知道台灣有金馬影展、TIDF 等等很多不同機會。其實在亞洲,我們的紀錄片影展不多,韓國有兩個、日本一個、台灣也有,可是東南亞都沒有。跟其他亞洲國家比起來,台日韓算是都還不錯了,這也表示你身邊會有很多同好支持你的案子跟企劃。

 

在韓國,這部紀錄片《The Red Herring》(2022)是今年剛推出的,記錄一個韓國政治人物,有點在講選戰的東西,這個政客有很死忠的支持者,他透過選戰去募錢,募到超過兩百萬美元。你可以說這是有影響力的影片、impact cinema,但其實是有風險、有危險性的案例。因為你去拍這樣一個有特定意圖的紀錄片,很可能會被操作,風險很大。雖然我也認識這位導演,可是還是覺得真的要特別小心。

 

接下來我要說的,基本上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些話題。最主要的問題是,企劃案真的都需要走上國際嗎?像去 IDFA、坎城、威尼斯、釜山影展之類的,你們覺得一定得走向國際嗎?其實有些真的是喔,有些獨立製片。基本上,你必須了解你的企劃案,有必要走到國際嗎?你想達到的目標觀眾是什麼?這真的取決於你的主題、風格、形式、影片本身的品質等等,彼此息息相關,釐清後你就可以決定要往哪個方向走、如何去嘗試。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每個企劃對製片來說一定都是掌上明珠,你會去找不同機會,所以我們才會有今天這樣的活動,一起討論、交流,非常重要。

 

不過,也是有一些特定的紀錄片比較常進到這些大型國際影展,是哪些種類呢?我們發現通常會有個很特別的主角,像剛剛提到的薩滿、巫醫或政客,有特別的角色比較容易進入影展。或是有很強的政治聲明或表揚,很明顯的政治立場,TIDF 可能也是,像坎城在選紀錄片的時候,其實無法避免的都會針對特定地區或國家,像中東、烏克蘭、香港,通常是大家在熱議中的,搭順風車比較容易。所以像去年,沒人在談論香港了,現在也沒人在講緬甸了,大家都忘了,阿富汗?大家也忘了,沒人講了。中國跟台灣?我不知道。有時你剛好要有天時地利人和,像敘利亞、阿勒坡,剛好那時很流行,像最近大家在講伊朗、頭巾,如果有強烈或明確的政治訴求或立場,比較容易進入這種大型國際影展當中。這種強烈的政治訴求有時好像是世界共通的,但其實也不一定,主要是看主流媒體怎樣報導,大家如果知道這個議題,你就比較容易被選進去。你可能會覺得有特定議題的作品比較容易被人理解,但其實也不一定,還是有很多風險。

 

還有,如果要進大型影展,可能要有跨國合製,例如有共同製片等等。像是一個台灣企劃案、有法國製片或是有個英國製片,就比較容易拿到國際資金,進到影展。大家知道坎城影展怎麼選片嗎?百分之九十九的亞洲片被選進這些大型影展時,都是歐洲合製,所以大家會開玩笑說,你一定要有法國製片才能進坎城。當然這不是真的,但大家還是會這樣說。有跨國合製比較容易進入這些影展、得到認可。這些都是目前看到的不同趨勢,各位必須去了解這些趨勢跟發展。

接下來給各位舉一些不同的例子。各位有沒有看過《毒裁夢魘》(Aswang, 2019)?這是一部菲律賓的作品,跟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執政時底下的人權問題有關,過程中有好幾個國家一同參與合製,包括韓國、菲律賓等等。這部片在荷蘭首映,然後到很多影展巡迴。右邊這部 2018 年的作品《Kabul, City in the Wind》有人看過嗎?是這位阿富汗導演的第一部長片,介紹在喀布爾的一位公車司機。左邊的杜特蒂是非常強烈的政治人物形象,右邊則是當時時事非常關注的國家、城市焦點。右邊這位導演出生在阿富汗,青少年時期搬到荷蘭,現在還有些藝術家仍然困在阿富汗,這位導演現在人身安全無虞了,很多人都忘記了當時美軍撤軍後,阿富汗仍然有許多問題遺留下來。這部片有五、六個國家參與合製,花了三、四年時間,慢慢找到不同製片一個個加入,慢慢形塑了這部影片,而作品也隨時間推進規模越來越大,直至最後完成。沒有這樣的模式,很難進入國際各大影展當中。

 

《釋放李哲秀》(Free Chol Soo Lee, 2022)是非常新的紀錄片,今年才上映,是很典型的美國電視紀錄片模式,風格快速、高潮迭起,主角是這位李哲秀先生,在 1973 年有冤案,在美國引發許多人討論。亞裔的故事,過去在合製上很困難,也很少看到日舞影展推出亞洲紀錄片。廖克發導演的《不即不離》(Absent Without Leave, 2016)有人看過嗎?我個人很開心、很感動他能做出這部片,故事有虛實交錯的元素,我跟他從一開始到後續慢慢發展,這部片有獲得釜山影展的獎助,其中討論到家族歷史,跟台灣的歷史有些不同。導演是馬來西亞人,回到那裡討論自己父親、祖父的歷史,但沒機會在台灣發行,也許各位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部分片段。這部片在釜山首映之後,也在不同影展裡放映,其實是很在地、區域性的主題。雖然不是很有商業市場的取向,但有時也能獲得國際影展的青睞,比如說跟《尋找甜秘客》(Searching for Sugar Man, 2012)就有很大的差異。

 

《海邊最後的夏天》(Last Days at Sea, 2021),台灣也曾放映過,有台灣、韓國、菲律賓等各種國家合製,在柏林影展首映,也在加拿大 Hot Docs 展出。右邊是《You and I》(2020),故事也很簡單,是印尼 1960 年代的政治犯,互相認識之後到現在,維持了四、五十年的友誼,其中一位隨年紀變大,健康情況不佳,紀錄片就追蹤了他們幾十年的故事。後來我邀請他們來韓國 DMZ 放映,也把這部片品送到 CPH:DOC 哥本哈哥國際紀錄片影展,因此獲得了NEXT:WAVE Award獎項。透過這些人脈,亞洲紀錄片工作者相互合作,讓在地議題也能登上國際、歐洲舞台,獲得資金、有機會在國際放映,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案例。

 

剛才提到坎城的規模很大,有機會去就知道。國際紀錄片影展的模式各有不同,當你確定完成作品之後,開始思考有沒有機會在不同地方首映,比如台北電影節也會放映部分紀錄片,也許一百部放映作品中有十部是紀錄片、還有九十部是長片短片等等,台灣也有完全放映紀錄片的TIDF ,每個影展的風格跟組成比例各不相同,所以各位在考慮去哪放映時,也要思考這些因素。

 

韓國有位紀錄片導演金東鈴,作品很具實驗性,她非常強調作品不是紀錄片,而是劇情片。她當時以劇情片模式進入釜山影展,從影展角度而言,認為這部片太過紀錄片了,紀錄片影展又覺得太過劇情片了,這種定位不清會對作品放映機會產生影響。比如阿姆斯特丹影展的市場展裡,買家、投資者的組成跟柏林、坎城大不相同,各位在挑選要去哪個影展時要審慎考慮,資訊不清楚時,可以跟同行們交流,了解當地的組成跟生態,這些市場展資訊非常重要。

 

剛有馬來西亞導演的作品,另外一個案例是台灣導演黃惠偵的《日常對話》(Small Talk, 2016),當時也獲得釜山影展的亞洲紀錄片連線(AND)資金支持,獲得很多影展青睞而去放映,在國際巡迴。另外這位導演李永超是緬甸華僑,現在在台灣居住,跟廖克發有些背景相似之處,我知道他的第一部作品叫《血琥珀(Blood Amber, 2017),我看過這部短片;之後李永超有機會到了盧卡諾、釜山影展,當時並沒有前往特定紀錄片專屬的影展,跟趙德胤不太一樣,他的紀錄片進入許多主要的影展,是兩種不同的路徑,各有選擇。

 

今天介紹了六部作品,有些不是典型、傳統的紀錄片,風格不同,如果是傳統形式也許比較容易決定,但如果是特殊風格、混合的模式,這種情況下,挑選影展時要更加小心。鄭明河,我知道有些 TIDF 的人很喜歡這位創作者,一般影展也許比較少見,她有非常實驗性、藝術性的作品,通常會出現在美術館或畫廊,我相信下次 TIDF 也會放映她的新作品。所以有各種不同類型的紀錄片,要去考量自己在做的是什麼類型,要用什麼方式觸及更多觀眾,都是非常重要跟關鍵的選擇。

 

主持人:其實我們今年才選擇不選鄭明河的新片。(笑)

KIM:看吧,所以很容易就會被拒絕,大家就沒機會看到了。

 

像前面提到的,我們現在都很懷疑這種提案制度,要去表達意圖、解釋作品是不可能做到的,但還是有很多人會去看這種大型影展。很多時候在韓國,很多製片會說要去日舞,我說不可能,他們還是不在乎。因為有些韓國製片過去十年有成功去 IDFA 的經驗,可能覺得不夠好了要去日舞,我問為什麼?他們說「聽起來很好啊」,我說「好吧,那就去吧」。

基本上,我們已經不是活在六、七〇年代了,現在是2022年,我們已經都長大了,亞洲也成長、有自己的市場了,韓國、日本、台灣,中國我不知道,菲律賓、泰國等等,我們還在努力中,我們可以在亞洲地區中自己合作。過去十年有很多像我這樣的選片人或導演,都說要在亞洲一起合作,還是有很多製片想去歐洲,覺得比較容易拿到資金、得到認可、有機會,這也沒錯,可是過去十年來,我們真的很努力想打造自己的網絡,這非常重要。像我提到的,我們可以思考區域發展,東亞有很多的文化共通,像台灣這些東亞或所有亞洲國家都可以一起來思考。有時很難定義所謂的亞洲觀點,也不是說我們要去娛樂他人、從眾、拍片迎合西方觀眾的品味,不是這樣,也不應該這樣,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要打造自己的網絡,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應該要走的路,是未來數年要達到的目標。不知道各位的目標或意圖是什麼?為什麼想拍你們的作品?我覺得第一個優先要務是要把作品拍完,你有個想法,就一定要完成,我們在這裡鼓勵、支持大家把作品完成,這是第一要務。接下來你再出去,不管是透過 TIDF......你看,連鄭明河都沒被選進去,真的是很高標準,所以你可以去這些影展觸及更多觀眾,要思考一下想觸及怎樣的觀眾,可以打造出自己的觀眾,跟你的社群一起合作,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

 

在韓國,我們會有一些小型的試片、電影院,日本、東京這種社區電影院也有很長的歷史,他們可能不是很酷炫的電影院,可能就是像在現在這樣的地方,辦試映會,像是東京、沖繩很多地方,可能每幾個月就有巡迴放映,他們在這方面走得很前面。韓國還在努力,可是我覺得韓國觀眾可能比較不適合,他們比較喜歡看《復仇者聯盟》,那種閃閃亮亮、製作成本很高的東西,跟日本人不一樣,我不知道台灣怎麼樣。我覺得不需要很多觀眾,又不是拍好萊塢大片,先從在地、有一群小的觀眾開始就可以。疫情後,有時這些試映會也是可以有幾千人的,你可能會覺得這個不是長久之計、無法延續下去,我們當然也想觸及更大的觀眾,但現在就先從在地城市開始慢慢擴展,我覺得這非常重要,台灣應該也有這樣的機會。

 

接下來跟各位聊聊這種網絡,亞洲的影展。大家有看過《麵包情人》(Money and Honey, 2011)嗎?故事在講一個看護女子,導演拍了七年,中間也很掙扎,最後拿到了 AND 的資金,大約十年前,錢沒有很多,美金五千塊,當時在釜山的聲譽已經不錯,他得到了釜山影展的認可,就有機會參與更多影展,這裡都列出來了。十年前我去台中市,導演還跑來找我和同事,帶我們去日月潭,很謝謝我們。

 

《星國戀》(To Singapore, With Love, 2013)是陳彬彬導演,她現在還是很活躍,這部片講這些反政府而被新加坡踢出去的人,陳彬彬去各國跟這些流亡者訪談,她也花了很久時間才完成,拍一個很當地、說實話沒有人在乎的主題。所以韓國觀眾為什麼不想去看台灣或新加坡的議題?誰在乎?可是 AND 打造了這樣的平台,支持亞洲在地的議題,這些作品是需要支持的。所以不用擔心什麼商業化,任何作品都值得被做出來。後來她就開始參加各種影展,也去了釜山、杜拜、柏林。

 

《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Go Grandriders!, 2012)當時首映在釜山,我去做了QA ,這些老人們也來參加,穿粉色衣服。這樣的紀錄片,其實是非常在地的,我們也可以有共鳴,因為亞洲都有這種老年化社會,所以這也是非常有娛樂性的紀錄片。這些作品都非常當地、在地,是區域型的議題,可是都是有亞洲質感在裡面,這些是我覺得不錯的例子。

 

剛剛提到幾次 AND,疫情時有點停擺,現在又回來了。我們想打造一個網絡,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試試看。有認得裡面的人嗎?明年都應該去試試看,重點不是在錢而已。當然要入選不容易,他們也有一些自己特定的偏好,但他們如果覺得這個作品值得做出來,就會支持你。真的可以試試看,去參與這些活動,建立一個好的網絡。他們的官網會有這個表格,很容易就可以知道下一步怎麼做,做完之後再去試歐洲或其他地區,你只要有某個單位的認可,通過某個篩選階段,那就是保證你至少有一定的品質,所以我覺得非常重要,多跨出那一步,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 DMZ, 才剛結束,有不錯的獎金。在韓國,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影展,我覺得有點太多了,有些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但有個紀錄片影展的規模、預算還不錯,大家可以試試看,那就是DMZ,他們的選擇非常多。還有 K-Docs,這個比較是電視紀錄片,他們提案是二十分鐘。有很多作品可能是一百二十分鐘,他們就會說不要兩小時,你不要來,但你可以去剪接、聚焦在一個人身上,剪到二十分鐘,就可以去嘗試。它的金額是兩千萬韓元,不小的金額,把紀錄片剪短一點,著重角色跟主題,他們就可能支持,二十分鐘左右的長度就可以了,就會在他們的電視上播放,明年九月大家也可以試試。

 

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歷史悠久,跟 TIDF 一樣每兩年舉行一次,山形明年會舉辦。山形是小川紳介所創辦的,是個非常在地的城市,他們很支持有創意、藝術性、特定社會議題性的作品。幾年前,他們在主要競賽裡面放映王兵八小時的《死靈魂》(Dead Souls, 2018),基本上就是整天都坐在電影院裡,非常不可思議,很勇敢。影展的氛圍非常吸引人,很迷人,從九〇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等等,亞洲重要的紀錄片導演都會前往,具有特別的地位。許多地方都面臨了政治困境、社會動盪等等,這些作品都有機會在山形影展放映,這個影展對紀錄片工作者而言格外重要。

當然,我們也有台灣的 TIDF,廖克發的作品《野番茄》之前也有獲獎。台灣有TIDF 、韓國有 DMZ,日本則有山形影展,台、日、韓,三個影展之間互動也很好,對吧?釜山跟 DMZ 之前也希望有機會合作,以紀錄片影展對紀錄片影展的方式來做更多互動,從 TIDF、DMZ、山形都希望有機會互相合作,當然不只是一起喝酒啦,也希望建立新的網絡,不只是影展或選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已,希望有節目上、人才間的交流等等,在未來彼此支持,建立亞洲紀錄片工作者的網絡。疫情之前,我聽說一些菲律賓導演也想成立他們的影展,但因為疫情關係而停擺,所以目前東南亞除了印尼(日惹紀錄片影展)以外,沒有紀錄片影展。希望未來能建立更寬廣的紀錄片影展網絡,也許能夠有更多良性競爭,當然彼此之間關係還是很好。

 

接下來給大家一些建議,各位都在努力做自己的作品,也許在不同階段,初剪或後製,開始思考下一步要做什麼、去哪裡參加影展。在韓國,我們也有提供給後製的基金,也許可以幫助到各位,有各種選項參考。首先,各位要記住在開始報名影展的時候,有些人會拿自己的作品用不同版本一投再投,但這其實要訂定一套方案,比如年初有哪些影展,柏林影展、香港國際影展、韓國全州影展、盧卡諾、威尼斯、IDFA 等等,每年、每季有固定的規律,所以你要去決定何時開始起跑、再往前推,決定何時提案、何時完成、參加影展,時機點很重要,在這樣的情況下設定時程,以終為始。

 

但很多影展要報名費,比如盧卡諾要一百五十歐元,我知道台灣很有錢,可能願意......台積電不是很有錢嗎?威尼斯、盧卡諾等等都要繳報名費。在韓國,如果是獨立工作者,是可能會補助報名費的,有些獎助機制。歡迎大家去試試看、考慮何時報名。很多人會問我,怎麼只用五分鐘、十分鐘的時間去看作品的風格、色調,當然這並不是完全精準,但我看了五分鐘、十分鐘,就大概知道是什麼風格、適合什麼影展,比如鄭明河可能比較適合 TIDF,但木材最後沒選,所以並不是完全準確,我看了可能可以告訴你哪個影展比較容易接受,像是柏林、坎城、阿姆斯特丹的風格,我們大概有個粗略的想像、概念。

 

比如這次的導師 Sompot,就會告訴我說這個作品可能比較適合柏林影展等等。不同的影展有自己的特色、品味、風格,你不需要去密切追蹤他們每年選了什麼作品,但每個影展本身有自己的偏好等等,所以各位要很了解自己的作品。比如之前參加IDFA的工作坊,他們會選擇傳統紀錄片的風格跟模式,給電視台或 OTT 播放,也會有比較具創意性的紀錄片,類似劇情風格或視覺影像比較強烈等等,我們也希望能推薦這種作品給 IDFA,但他們還是很強調角色跟主題的重要性;如果是藝術或創意風格的紀錄片,也許能前進一般的國際影展,而非國際紀錄片影展。當然有些特定影展很支持這些創意風格,所以如果各位不確定的話,哥本哈根紀錄片影展也許比較願意支持創意性的紀錄片。

 

這是我的最後幾項重點了,不知道台灣有多少紀錄片工作者?在韓國的人數不多,以前曾經有獨立的紀錄片影展,後來經費不夠就停擺了,這些獨立的紀錄片工作者有自己的社群跟喜好,我覺得各位也應該要加入,留在這個圈子裡,並不只是要去認識不同人脈等等,但至少要去維持連結、獲得不同資訊,認識圈子的動態、同行同業的顧慮、疑問等等,這種紀錄片工作者也許是台灣本地的社群,或是來自各國的亞洲社群,來自台灣、日本、泰國或不同國家,透過這樣的互動也許會有更有效的合作方式,這樣的人脈當然也要善加利用,要不怕去打擾別人、勇於敲門。透過這些互動、交流,延續自己作為紀錄片工作者的生涯,這些資訊流通非常重要。

 

最後這張投影片......今天沒預期到我們工作坊另外兩位導師會來這個講堂,紀錄片整體而言,有些比較傳統或正統的趨勢,亞洲國家普遍都經過一些社會動盪、政治迫害等黑暗時期,很多紀錄片都會有這種強烈的主題風格,跟隨示威抗爭者,這樣的路線在亞洲蠻常見的。比如日本有些紀錄片的導演會跟隨社會事件,(左側海報)這是原一男的《日本國vs泉南石綿村》(Sennan Asbestos Disaster, 2017),追蹤社會抗爭事件,在釜山影展首映,作品總長四小時,本來想推銷給荷蘭的影展,但被拒絕了,是亞洲社會運動風格的紀錄片。右側是泰國的《鐵道撿風景》(Railway Sleepers, 2016),薩波· 齊嘉索潘Sompot Chidgasornpongse的作品,非常美麗、好看,影像風格非常動人,西方觀眾非常喜歡這樣的視覺風格,很詩意的呈現方式,當時也在釜山影展首映,我也很期待Sompot跟原一男導演未來的作品。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風格,並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任何紀錄片會成形,都有它的動機,各位要專注於作品去完成它。最重要的是,開始創作時一定要努力完成,然後再去找木材或其他紀錄片影展策展人、選片人,完成作品很重要,社會寫實或詩意路線都沒關係。有些作品可能追蹤當地的原住民迫遷,或討論缺席的父親,各種議題都可以,每種主題、內容都很重要,如果各位覺得很吸引你,很想要做,就直接努力進行,之後再試著去找更多觀眾,去溝通、表達你的主題,讓更多人看到,對我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事。過程當中,如果我們有任何可以幫助的,身為選片、策展人,我都願意跟各位合作。

 

主持人:感謝剛剛的分享,現場有任何問題嗎?

 

Q. 想請問在講到報展的時候,我們應該先從最想去的影展開始嗎?

KIM:要怎麼排序?怎麼去投哪個影展?這真的要看不同的作品。這也是為什麼你要先跟一些專家分享,才可以制定一個計畫。如果你去投件,其實沒什麼好失去的,可能會失去報名費,但沒關係,有台積電,你心裡可能會有個排名,當然要先了解每個影展的品味、偏好有所不同,可能可以先去思考有機會進入的影展,先從它開始,像大學排志願一樣,這可能是個不錯的策略。說實話,要去歐洲影展真的很難,尤其是對我們這些亞洲的作品來說,紀錄片更是如此,現在歐洲影展都在講差不多的東西,也會覺得幹嘛在乎亞洲人啊,他們現在很有錢了,我們要關心歐洲人,連日舞也是一樣,忙著顧自己的議題、自己的獨立製片,他們也要去培育 Netflix 的人才,所以變得很困難。我覺得先從亞洲影展開始會比較合理。

 

Q. 有些獨立製片可能來自於亞洲國家,資源不多,可能不像台灣或韓國。我來自馬來西亞,我們沒什麼資源可以給獨立的影片製作者,所以我其實不想回去。我希望可以多拍跟馬來西亞相關的片,但不知道回去要怎麼活,不知道您有什麼想法?合作機會等等。(KIM:你心裡有想到什麼合作對象嗎?)廖克發吧。

KIM:Sompot 可能可以回答這題。很多東南亞國家其實有自己的資源,跟台日韓比起來,東南亞的工作者英文說得比較好,比較容易。歷史上來說,他們也比較開放、比較能接受西方文化,像菲律賓、馬來西亞,兩千年初有馬來西亞 UA、新浪潮,像泰國等等,他們都會往外走,找到外部資金,因為自己內部資金不夠。

 

很多來自東南亞的製片,不管是一般影片還是紀錄片,都會往歐美找資金,歐洲確實可以提供機會。像荷蘭、印尼之前有殖民歷史,法國跟越南也是,有些歷史羈絆跟連結,我知道馬來西亞還是有機會,像有些電視台,現在有些回流。還有因為華人的關係,可能也可以從中國得到一些資源,當然可能比較是劇情片,也有政府的言論管制等等。在台灣當然也可以取得一些資金,或去韓國、去跟其他國家合作,你可以跟不同製片聊、發展你的作品,甚至新加坡也可以,像剛剛講的《星國戀》就是這樣,讓作品變得更大,有很多製片共製,拿到歐洲那邊的資金。

 

主持人:新加坡有 SEA 資金,IDFA 也有針對所謂發展中國家的資金。

KIM:鹿特丹也有。

 

主持人:馬來西亞算發展中國家嗎?

KIM:連中國都是,雖然他們超有錢。

 

Q. 謝謝老師的分享,想問瑞士真實影展的狀況,他去年都還有選台灣片,想知道對亞洲國家的紀錄片或電影的取向?

Q. 作為選片者,你會有自己的品味嗎?還是會刻意去掉自己的品味?今天看工作坊的學員作品,你會帶著一種想認識台灣的心情嗎?

KIM:我確實有自己的偏好或品味,但不會根據這個去選片,而是看我幫哪個影展選片。像釜山影展,我負責亞洲的片,包含中亞、中東、南亞,其實台灣、中國、緬甸、寮國現在都在不同階段,像菲律賓有些可能拍劇情片,著重的點不同。所以我要去看亞洲各國的影視產業現在在哪個階段,才能一一比較,取得一些平衡,雖然說選片時我個人可能不喜歡某部片,或沒有特別認同,但可能還是會選。當然還是有自己的偏好啦。

 

回答另一位的問題,我講話很圓滑、委婉,我只能說你非常有潛力,就去試試看,當然我非常喜歡你的想法,如果是兩、三年前,我可能會說你可以試試看鹿特丹。瑞士影展你去過嗎?(沒有)瑞士真實影展很支持亞洲片,也有創意紀錄片的品味。像是有一個泰國、很藝術的作品《無地之壤》(Soil Without Land, 2019),瑞士真實影展很支持這樣的影片。

 

主持人:選片人是個特權工作,影展跟創作者之間基本上也不是很平等,雖然他剛剛說你們可以選擇影展,但更多狀況是影展在選你們。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KIM:這種不平衡,我也想說,現在有在改變。可能十、十二年前,當時獨立、年輕、比較早期的影片製作人,可能沒什麼選擇,這些影展就是優先選項,這些影展就掌握了所有權力,當地政府就會砸錢把影展做大,吸引所有的片,還會有紅毯弄得光鮮亮麗。亞洲的影展歷史可能比不上歐洲,以前可能沒什麼選項,但我覺得現在不一樣了,很多韓國商業製片人去拍商業化電影,直接不去釜山影展了,因為觀眾看到你掛這種典型的影展反而不想看了,今年年底有些商業片就完全不去釜山首映,現在反而有點反過來了。不一定要透過影展,你有 Netflix 跟很多不同選項,跟當時不一樣。當時確實有權力不平衡,我覺得現在是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當中。

 

主持人: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你希望你的作品去影展還是 Netflix,完全不同的走向。我補充一下,作為一個策展或選片人,我們也常常在避免如何重複自己的品味,我們看到作品有時候會知道,但有時我們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會是什麼,所以如果大家是用猜測或揣測的心態、用這個想法去投展,常常會導致蠻大的失敗。還有什麼想對大家講?

 

KIM:很高興這次有機會能見到這麼多電影工作者,我過去十五年來跟這麼多台灣的電影人互動往來,今天有二十位,也許各位五年、十年後會有完全想像不到的發展,很高興在此時見到大家。很希望各位除了在台灣相見,有機會也能在其他國家見面,也見到各位的作品,或許明年就有機會在影展相見。

 

主持人:你一直都很友善、有禮貌。謝謝你,也謝謝兩位翻譯。

筆記類別: 

本系統已提升網路傳輸加密等級,IE8及以下版本將無法支援。為維護網路交易安全性,請升級或更換至右列其他瀏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