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採訪╱李宗軒、宋正馨、黃婉綺、錢崇愷

2014年3月，草率的服貿審查程序導致太陽花學運的爆發，黃奕捷、廖烜榛、李佳泓、王又平，四位就讀北藝大的學生抱著藝術實踐的心情來到現場，希望能有所作為，但因運動的組織與策略，而無法如願施展計畫。他們只能繼續在街頭角落印布條，思考著：「難道藝術就只能印布條嗎？」

一年後，他們重回這條未竟之路，決定將當時在學運現場的悵然及衝擊轉化為畢業製作，藉拍攝影像，讓自己與家人彼此溝通，向大眾提出他們心中的疑惑——相異的個體該如何對話？

對電影拍攝不熟悉的他們，靠網路自學的方式拍電影，也許是沒有電影科班的包袱，形式手法於是有別於我們一般對紀錄片的認知，導演讓自己的父親演繹作家施明正的故事，來引導出他們父親自身的、平常沒有透露的真實故事。

Q1：318學運與本片緣起有什麼關係？

黃奕捷：美術館談政治談很久了，當代藝術很流行行動主義，包括你的藝術行動要在政治中發揮某些效用等等的。其實我們在318的時候，很期待可以幹一點什麼，但你沒有辦法直接地去做，因為某些現場主導的團體會覺得不是那麼適合。我沒有辦法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被閹割了，覺得自己很邊緣。我們會做這個計畫其實是要去處理那個時候的一種未竟的想法。我們就想說有沒有可能把公共領域的事情，放到私領域與家中來談，所以我們就想到這個計畫。

Q2：《錢江衍派》這部片，想要與家人談什麼？

李佳泓：過去他們（指父母）在戒嚴時面對的衝突、社運，他們沒有起身反抗，那怎麼在這改革開放、自由民主成為口號的時候他們卻說：「好，你們可以去參加，這是很棒的事。」他們照理來說應該是不關心或是反對，可是在這時候他們反而去認同這些人。我們就是從這點出發，試圖回溯他們過往歷史。

廖烜榛：雖然沒有跟家人有明顯衝突，但家庭成員的私領域裡要談論這種議題會覺得怪怪的，所以我們就想說這個怪是什麼，他們認同的是什麼，這就是我們想要了解的。

黃奕捷：我爸蠻支持（我參與社運）的，可是我覺得在318現場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其實蠻多人都有壓力。在台灣，不管做什麼都是啊，無論參加政治運動還是工作，我覺得家庭總是一種壓力的來源吧，我們偵測到這個問題，所有想說把這個問題跟其他事情結合在一起看看。

Q3：為什麼要透過演繹的手段，來呈現這部片子？

李佳泓：如果只拍紀錄，扣除了演繹的過程，就算他們（爸爸）用訪談形式回答了一樣的內容，也會因為他們是沒有經歷過這些事件而變得更不重要。所以我們選擇用演繹的過程來表達，就是因為他們沒辦法演，他們沒辦法去飾演一個他生命經驗以外的角色，對我們來講，這才是有強度的。重點就落在，他們試圖去理解他生命經驗以外的人事物的過程，藉此他們才會去思考自己是哪一個角色，自己是哪一種人。

廖烜榛：當初我們在想，要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誘導他們說出平常不會說的話？今天他演的角色不是他自己，而是另一個人，他會在虛構的當下，講出在事前訪談他不會講出的話，比如說他如何對人刑求，這是因為他已拋去自己身份的負擔與責任。還有，在拍片現場，我就是導演，而他是演員，我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可以削減真實世界父執輩跟我們之間權力不對等的狀況。

Q4：為什麼選擇施明正呢？而爸爸講述自己的經驗是預期的嗎？

廖烜榛：想以施明正為主題是因為他有點人格分裂的狀況，因為他非常痛恨當時的政治情境，很想寫些政治小說來罵，但又害怕被抓回監獄，所以他會在文章裡穿插奇怪的愛國情節，非常矛盾，後來我們想我們的爸爸不也是同樣的心情嗎？

黃奕捷：他們去回顧那個時代是有點精神錯亂的，他們有時會批評國民黨怎樣怎樣，有時又覺得國民黨還不錯，那時的生活條件並不差，所以說他們對政府的心情也很矛盾。而施明正的作品就是這樣，他會無預警地在一段情節中插入一個毫無關聯的東西，接著又很突然地回到原本的故事，我們覺得這太有趣了！所以爸爸們在演戲時，我們會引導，讓他們時不時岔出去，就像施明正的作品一樣。

廖烜榛：他們講自己經驗是我們設定好的，不過一開始我們還是希望他們在片場裡可以去演我們給他的角色，甚至有給劇本，給他們一些訊息暗示，像是片場裡面的畫作、書籍等，他在表演的時候，可能腦袋一片空白，而那些東西是要他想像自己是某個人，然後想像自己是在做什麼。

Q5：這部片要處理的核心是什麼？

黃奕捷：我們想處理的是要怎麼跟異己對話？要怎麼讓不同的價值觀彼此對話？施明正跟我們的爸爸是很不一樣的、兩個世界的人，這個作品想做的事情就是怎麼讓這樣相異的兩個個體可以相遇。

李佳泓：為什麼我要看一個普通人生命經驗的演繹？重點就是他們是完全不重要的人，但他們代表大多數人。我們在描述歷史的時候，都會想，施明德抓出來，因為他是英雄，讚。不然就是受壓迫者抓出來，讚，那我們要怎麼試圖去描述其他多數人的經驗？我們想要想出這種壓迫者、受難者之外的第三條敘事，這可能是我們的影片在觀念上要處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