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人社會，十分避諱提及死亡這個字眼，傳統觀念普遍認為人的生命縱使結束，保留全屍，入土為安，是最好的處理方式，然而卻有人選擇於逝後成為「大體老師」，讓許多莘莘學子透過實作的課程，進而成為一位用心服務、稱職的醫生。陳志漢導演的《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便是一部有關大體老師的紀錄片。

故事可從一個家庭說起。徐玉娥是輔大的大體老師之一，透過訪談其丈夫林惠宗—徐玉娥的丈夫，了解面對家人的離去，徐玉娥以及整個家庭關係的轉變。影片一筆一畫描繪出林惠宗的形象——與朋友相處，他總是笑口常開，談到自己的妻子時，每次都說：「她去當老師了。」——在旁人看來，雖覺得林惠宗非常樂觀，看淡生死，但是到了解剖課即將開始，以及妻子大體老師即將火化，時間慢慢推進，儀式的完結，才發覺他隱藏了很多感情，而再也無法與妻子見面的不捨，在最後一刻隨著淚水潰堤。影片前後呈現的反差起伏，也讓觀者在觀看的同時，情緒默默地受到牽動。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追蹤著徐玉娥從防腐處理、解剖到火化的歷程、醫學系學生與大體老師的教學現場，以及林惠宗的心境變化。導演陳志漢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喚起觀者對個人生命的重視，即便生命凋零，到最後忠於自己的選擇。而拍攝紀錄片對他來說，就像一場探尋生活意義的旅程。

避免煽情，剪輯新版本以親情為主軸

陳志漢曾剪輯過另一個60分鐘版本的影片，裡面放入許多比較灑狗血或是淒厲的片段，音效部分也沒有太多的處理，多數觀眾看完都覺得很有共鳴、十分感動，卻讓陳志漢開始思索，這個版本是否放進太多與死亡相關的素材，而讓觀者太直接地接觸死亡？這似乎不是他最想要跟觀者傳達的面向。因此重新來過的版本核心雖然仍是死亡議題，但整部影片的畫面取材，則改以家人情感、家庭關係為大宗，減少畫面、聲音和訪談內容帶來的悲愴，陳志漢將更多內容放在感情的著墨上，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及不論是林惠宗一家，或是老師、學生們在面對大體老師的心境轉折，使細膩的感情呈現能夠高過畫面所傳達的意義。

片中陳志漢也跟著學生一同參與課程或是各種儀式，了解大體老師需要經歷的完整程序。起初，他感覺學生只是將如此貼近死亡的事物看作一門課程，大體老師像是教具，而不是曾經充滿生命光輝的人，在解剖室中，上課緊湊的節奏也彷彿掩蓋了大體老師的生命及貢獻。為此，陳志漢說：「我覺得我的工作就是，讓他們很清楚的知道這一個人，她的背後，她是有先生的，是有女兒跟兒子，有一群愛他的人在他的身邊，他們是抱持什麼樣的心情把大體捐出來，所以我也能夠體會到，當學生看到整個故事的全貌之後，他們震撼的程度是那麼大。」

游泳解剖穿插 象徵新階段到來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中特別將林惠宗游泳與妻子解剖的畫面交錯，以兩個具體的動作來傳達前進的概念，陳志漢想要呈現偏向精神層面的意象，一個人在水中就像是浮在半空中，好似靈魂在飄的感覺，一開始是希望這樣，但是由於經費所限，沒有辦法表現最理想的狀態，拍完之後，陳志漢看著當時拍的素材，便決定善加利用，幾番思索後，導演決定將游泳和解剖的畫面以穿插的方式呈現，陳志漢說：「林惠宗有一幕在做水母漂，我想要讓他是一種，像是胎兒在母體裡面的那種感覺，就在那邊漂浮，它是象徵一種新生命的感覺，所以其實這段不太像是在講故事，是要給很多思想上面的印象。」

游泳的意象除了能夠反映出多重意義，因為林惠宗是游泳教練，游泳除了是他的職業，同時可以涵括很多情緒、思想在其中，游泳的時候，必須要手腳並用，不斷前進以抵抗水的阻力，而大體老師解剖的畫面，則是象徵一個新的階段，另外一種生命的層次，透過兩相對照，緩慢進行的過程，來傳達精神層面的意義，紀錄片雖然多是講故事的真實紀錄，但是加入些許不同的拍攝情節，不但可以化抽象為具體，也讓整體效果更加顯著。

面對死亡 找回生命的意義

我們詢問陳志漢在拍攝《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的前後，自己有什麼樣的改變？他緩緩說道以前總覺得死亡這件事情是很負面的，活著和死亡是相反、對立的，但現在則認為死亡是包含在生命裡面，有生命就會有死亡。從一開始對遺體捐贈的想法質疑徬徨，直到和太太一番討論後，太太的一句「反正人死了又不知道，還在意那麼多幹嘛。」那時候，陳志漢才頓悟自己仍未以正向的心態面對死亡，便和太太決定互簽大體捐贈同意書，那一刻起，發現人生其他要面對的問題、難關，似乎都不若往昔那樣困難，更能以豁然的心態來看待。

話鋒一轉，陳志漢也強調，這部紀錄片的用意並非鼓勵遺體捐贈，真正重要的是，觀者可以藉由這部紀錄片體會死亡是另一種層次的活著，審慎思考自身對死亡真正的想法，充分和最親近的人表達意願，最終，能夠憑藉心中信念，選擇面對死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