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3日，台灣第一座，也是全世界第一座「加工出口區」在高雄前鎮成立，這項政策由當時經合會（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擔任秘書長的李國鼎所主導。來台設廠的外資將原料、零組件運至加工區後，以相對低廉的人力成本進行組裝作業後將成品外銷出去。當時加工區景況盛極一時，舉凡洋傘、手套、手錶、相機、家具、電子產品等等各式產業種類繁多，也帶動加工區衛星工廠裙帶，促使附近區域的經濟生態改變與商業發展。現在看來，這項影響甚鉅的經貿政策，不但奠定台灣可觀的外匯存底基礎，也開啟了台灣輕工業時代的來臨。

《她們的故事》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大批為改善家庭經濟從農村走入都市，為加工區創造低廉人力成本的資深女性作業員的生命故事。

開展一場女性勞工史的生命紀錄

導演柯妧青原為《自由時報》記者，關注勞工新聞與勞工團體多有聯繫，後辭職赴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攻讀電影，並正式投入紀錄片拍攝，2003年因故休學回國，正逢高雄勞工博物館籌備，與中研院謝國雄教授開始進行一系列勞工口述歷史調查案。計畫期間，記錄了各行各業為數眾多的勞工，對同樣身為女性的女性勞工格外予以關注。2004年，柯妧青返美繼續完成學業，在指導教授推薦下，因緣際會觀看《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ie the Riveter》這部描述美國二次大戰時期女工生命故事的紀錄片，進而聯想到先前訪問過的加工區女工，正是台灣工業化過程中女性勞動人口的先驅，在「Rosie」的感召之下，決定將60年代加工區女工的生命故事拍成紀錄片。

《她們的故事》歷時兩年多的拍攝與製作，以多位加工區的資深女性作業員訪談貫穿整部影片，娓娓道來至今30餘載的女工歲月，以插畫、詩詞描繪舊時的青春故事。片中穿插了當時官方所拍攝的16釐米公關宣導影片，以及台灣勞工史上幾件極為重要的職災事件新聞。這些官方的膠卷提供了歷史影像顯影：整齊劃一的勞動環境、歡樂的康樂聯誼、形式大於實質的勞動檢查片段等等。另一方面資深女工們的口述歷史，則生動的回溯了個人經驗的生命歷程。兩方相照，彷彿為台灣「加工出口區」刻劃了一趟見證的旅程。

每日做工 快樂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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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片中，陳芬蘭的〈打拼的工人〉、〈孤女的願望〉這幾首膾炙人口的閩南語歌曲，道盡了1960年代大批女性在豆蔻年華，即離家到加工區工作的心境。加工區的成立，提供了大量農務、家務以外的工作機會，讓這些待在農村恐被視為閒置人口的未婚女兒，多了分擔貧困家計甚至是自食其力的能力，家中國小或國中畢業的女兒不再升學，自願去加工區上班成為趨之若鶩的現象，最興盛的時期共有十幾萬人在加工區內上班，大批勞工騎鐵馬上下班的盛況，也一度成為當時的觀光景點。

那是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

加工區的勞動條件以三、四十年後的眼光看來並不優渥，不論是手工的論件計酬或是作業員的基本工資，都十分低廉。女工們會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而自願性加班、幾乎成為常態的超時工作，或是為了能領取全勤獎金，生病了也不願意請假。柯妧青提及：「這些女工實際上就像影片中為了家庭犧牲奉獻而非常認命，成衣廠幾乎沒有冷氣，現場很吵雜什麼聲音都有，如果是釘鈕釦就一直釘鈕釦、如果是拿熨斗就一直燙，每天每個動作都是重複千萬遍，動作也要快，完成越多件才會有越多錢。這種工作我們是做不下去的，但是她們卻能做大半輩子還甘之如飴。」

生長在貧困艱辛的時代，形塑了這些女工的樂天知命。在片中，接受訪問的資深女工們，多以一種溫柔、肯定的神情回憶講述過往，對於自己能幫助家中經濟、讓弟妹繼續升學、帶給家人依靠，而感到無比的滿足與惜福。柯妧青坦承她們這樣的反應與她一開始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我本來預期她們會對資方批判。但幾乎很少人會講到這個，以前的人是不太會抱怨的，認為去做就對了，當時的人生活條件實在太差了，她們會認為就是必須這麼做才能生存。但是用現代人的眼光去看、認為社會需要改革的人的眼光去看，很多東西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片中談到兩個重大的職災事件，可以為這些不合理做出一些註解：第一件是1972年台北淡水發生的「飛歌事件」，電子廠化學溶劑三氯乙烯中毒，導致多名女工暴斃死亡，同時間高雄加工出口區也有相同的案例發生。第二件是1973年9月高雄港「高中6號沉船事件」，俗稱的「旗津25淑女」。這艘行駛中洲——前鎮海域的小型私人渡船因為船身老舊又超載而翻覆，事件中罹難的25位少女，有24位是前鎮加工區的女工。這些年輕女性擔心遲到無法領取全勤獎金，而不顧超載七、八十人仍硬擠上船。這兩件職災事件雖然間接或直接的，督促了政府重視勞工權益及立法，但也都透露了不論身處在何時的現在，勞工永遠是換取這些教訓的最大犧牲者。

女工歲月的智慧，剝削的省思

柯妧青提到，當初影片巡迴放映選擇與「台灣勞工陣線」一起合辦時，讓很多人大感意外。因為很多來邀約放映的單位，多是女性、性別團體或是學校社會系或公衛所。幾乎不見勞工團體的邀約，這現象顯示了勞工的人數雖然眾多，但卻沒有足夠的組織及串連能力，也可見勞工其實一直沒有什麼聲音與力量。

很多觀眾在看完這部片後，對於女工的認命和乖巧都十分感動，部分社會學者對女工的處境深感不平，認為她們長久以來一直是被資方剝削的一方。但如前述所說，矛盾的是替女工說話的從不是女工自己，片中受訪的資深女工，展現的是另一套知天命的價值系統，很少會對剝削的議題產生意識。關於這點，柯妧青與片中採訪的陳信行教授，都因為加工區成立對於社會及女工，同時帶有正負面的影響而難以下定論。

柯妧青帶出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討論：「加工區出現這麼多工廠讓女性有機會靠自己去賺錢，不再被當作是沒用的閒置人口。她賺得錢也許不多，但起碼可以貼補家用，原先她的家庭、社會地位並不好，或許我們覺得『女工』不是很好聽的名詞，但她們因為能分擔家庭經濟，在家庭的地位變得比較高。包括後來有自由戀愛可以選擇對象，社會地位也慢慢提昇，這部份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其實很大也很正面，女性的工作權及地位從中開始獲得自由與解放。當然我們仍舊無法否認加工區的成立、勞動制度的設計剝削了我們台灣人，並且讓台灣農村加速瓦解，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變化。但就是端看觀眾是由什麼角度、立場來看待這部影片。」

柯妧青身為一個紀錄片導演，帶領著觀眾解構60年代擁有歷史書寫權的官方詮釋，同時也展現了紀錄片力量的本質，經由口述歷史，使女工們還原了自我詮釋的集體記憶與生命認同，透過個別女工的書寫，將個體從時代的集體拉拔出來，展現女工歲月裡每一張獨一無二的容顏。柯妧青說：「加工出口區的成立，真的是台灣女性勞工史的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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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09年，刊載於《國藝會》第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