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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工作已近十年、定居已近八年。《教改學堂》，是我在離台這麼段長時間之後，再次回過頭來處理台灣的題材。

一開始，這是個任務性的需要。在台北舉辦教育主題的紀錄片影展，不能沒有關於教改的影片。然而，教改要從何談起？廣設高中大學嗎？一綱多本嗎？多元入學方案嗎？或是近年來吵得最兇的十二年國教？說真的，這裡頭沒有一個是我熟悉的話題。在短時間之內，我也不可能深入這些治絲益棼的話題，否則，我必會深陷其中，無法自拔。而這無法自拔，是拍片大忌。
在非常初期的時候，我就想到，探討教改，其實是回顧與反思解嚴以來台灣各項改革的一環。這些改革，包括媒體改革、金融改革、政治改革、國企改革⋯⋯基本上以鬆綁為主軸、以權力下放為目標。但今天回顧諸項改革，其功過成敗到底如何？或許總的來說，釋放了民間的活力，同時加大了民營資本集團的能量，過往的黨國強控制的確被削弱了；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M型社會的形成，以及不同意見者之間故作姿態式的劍拔弩張、無法健康對話，那麼，我們要如何來省思這二十年來的諸項改革，並繼而能夠有待來者呢？而在諸般改革當中，教育改革，又意味著什麼？占有什麼樣的地位？我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情，來看待教改這個題目。

從這個問題出發，我看到台灣內在最深層的矛盾。一方面，當年對於教改願景，有著來自不分朝野的支持力量，因此才能成就李遠哲所主持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但另一方面，每當政治鬥爭激化或經濟情況不佳，教育是最容易成為替罪羔羊的，小焉者政策改弦更張，大焉者讓部長匆匆下台。教育，到底是百年大計，還是改革美容聖品？在尋思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突然想起去年我製作陳獨秀傳記紀錄片，對他在一九一六年所寫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印象至深。當時正是二次革命討袁失敗的時刻，他在文中回顧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諸般改革或革命的層次，痛陳國人若對倫理未有深刻覺悟，則絕對無法脫胎換骨。他說：「古之人希冀聖君賢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偉人大老建設共和憲政，其卑屈陋劣，亦無以異也⋯⋯共和立憲而不出於多數國民之自覺與自動，皆偽共和也，偽立憲也，政治之裝飾品也，與歐美各國之共和立憲絕非一物。」文末，他高呼：「倫理之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面對此文，我忽然想到台灣在一九九○年代所發動的教育改革，改變師生關係、改變校長與老師的關係、改變家長與學校的關係、改變國家與教育的關係、改變傳統科舉思維與利益分配的關係、改變下一代跟未來想像的關係⋯⋯等等，不正是一倫理文化層次的改革嗎？而這個層次，難道不該高於任何其他改革而居於制高點的位置嗎？

且讓我們進行這樣的時空穿梭對比思考：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誕生，華人歷史上首次的共和革命在中國大陸開花結果；七年之後，一九一九年，以反傳統為主軸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一九八七年中華民國解除戒嚴，華人歷史上真正去除威權的憲政首度在台灣落地；七年之後，一九九四年，以鬆綁與快樂學習為主軸的教育改革大遊行上場。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思想文化與倫理層次的改革／革命，其間激進與保守之間的攻防，不知凡幾。一直混戰到一九三○年代，才因為九一八事變以及七七事變才讓攻防雙方暫息戰火，一致對外。二戰之後，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一九六○年代到七○年代，尚有橫的移植vs.縱的繼承以及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辯論。但無論如何，一九一九年以降，華人社會對於倫理與文化變革的探討，主要在菁英與知識文化界。一直到一九九四年四一○遊行與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之後，台灣發動全盤教育改革，這倫理與文化變革，才真正透過政策施行，全面貫穿了庶民社會，達於每一角落。其影響，可說是華人社會繼西元前二世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僅見的，透過教師、家長與學生，普遍落實於庶民身上的心靈與思維解放運動。

問題是，庶民社會準備好承受這徹底變革了嗎？華人社會的現代化，如何消化陳獨秀所提出的倫理覺悟命題？如果無法突破倫理的牢籠，那麼，華人社會還能走向貨真價實的現代性嗎？如果不能，那我們該如何面對百多年來致力於建立共和，或是致力於反抗殖民的先賢先烈？我們該如何面對二十世紀的波瀾起伏？難道那竟是一大筆「剪不斷、理還亂」的糊塗帳？

我對這個問題的思索，僅能及於此。並且，我深知因為時間非常緊迫，我無法再進行深刻的挖掘、爬梳與辯證；再者，面對當下觀眾，恐怕我無法動不動就端出這些沉甸甸的命題。我只能把問題放在心上，然後展開我的尋訪之旅。這部影片的拍攝計畫，是以訪問為主軸而構成的。除了教改與反教改的親歷者，以及教育政策的決策者之外，我也訪問了家長、老師與學生。我必須把受訪者控制在一定數量之內，否則就會眾聲喧嘩，過度發散。但是，我要怎麼選擇受訪者，特別是那些庶民受訪者？於是，我經歷了從業近二十年來所未曾遇見過的經驗。當身邊親友或初識的友人，聽聞我在拍攝這樣一部影片，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馬上發表一堆見聞或親歷，並且都令人驚奇連連、生動萬分；然而，當我接著提出訪問拍攝的請求，有一半以上的人會拒絕。無論達官貴人、知識菁英或販夫走卒，都能對教改說上幾句話，這恰恰映證了我認為的「全面貫穿了庶民社會，達於每一角落。」然而，華人社會潛藏著的對於「倫理覺悟」的內心糾葛，是否造成拒絕訪問的動因？
雖然如此，在親友與工作團隊的協助下，我仍然找到相關訪問對象。特別是老師、學生與家長，他們都是我不熟悉的陌生人；我也沒有時間進行預先訪談，都是到了現場就架燈、架攝影機，然後就聊起來，我完全沒有預期他們會說出甚麼。但令我驚訝的是，這些彼此互不相干的受訪者、來自不同工作背景與生命經驗，然而他們的發言，卻在許多不同的層次上，造成相互超連結，或是交叉辯證的效果；這是始料未及的收穫，也是拍攝此片最迷人之處。正因為有這些庶民的訪談，加上教改推動者的親歷與反對者的意見，我才有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對這二十年來的教改進行輪廓描繪以及我所認為的關鍵點評。總的來說，我認為教改之所以遭遇困局，原因有三：一是傳統倫理文化思維慣性，一是台灣經濟發展意識，一是整體公部門效能問題；而這三者，沒有任何一個是單靠教育部門本身可以解決的。然而，如果教育部門要選擇一個關鍵穴位，以點擊出蝴蝶效應式的革新波紋，那麼我認為，讓公部門與民間社會之間產生更高度的交叉混種，或許是出路之一；這就是在片尾所提到的：私校公益董事與公辦民營學校。這是將公益的思維注入私營組織，或將民間的彈性活力注入公部門，是一種基因混種，而不僅僅是「學而優則仕」，或是「人民公僕」這類公是公、私是私的固有思維。拉開來看，在政治社會民主化的今天，政府不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企業不就該為人民服務？從這裡開始，我們其實正是透過對公私領域的再思考與再結構，來回答一百年前陳獨秀所揭示的倫理命題。並且，唯有我們能夠回答好這個命題，台灣方能繼續扮演華人現代性領航者的角色。而我想，擔任華人現代性領航者，正是台灣本身政經發展、國家安全、文化軟實力，以及有效嵌入世界脈動的關鍵法門。

而這，也是我在離台多年之後，回過頭來再面對故鄉，所得到的最深刻體認。從這一點來說，教育無疑是百年大計，將來若有人再將之作為改革美容品、用後即丟，我必起身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