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淑梅，你要不要來看看我們的家？」因為清水村民許文煙的一通電話，開啟了黃淑梅另一場災後重建的漫長記錄旅程，也造就了一部講述小人物辛酸波折起造家園，直指現代官僚問題，且集義憤、無奈、感動與溫暖於一身紀錄片──《寶島曼波》。

一切從中寮的相遇開始

1999年9月21日那天，改變了許多台灣人的生命，就在那天搖地動的短短兩分鐘裡，屋傾路毀，山走河移，多少人就在那瞬間掉進煉獄，失去的家園與寶貴生命。《寶島曼波》（2007）是九二一大地震下產生的紀錄片，講的是災後南投中寮清水村裡有一整鄰的居民集體遷鄰重建的故事。

那一年，年方三十的紀錄片導演黃淑梅，自世新廣電畢業後進入全景工作室已有八、九年時間，拍過一些以人物為主的紀錄片，也做紀錄片社區推廣等工作。大地震之後，全景投入所有人力深入災區記錄這場台灣百年災難，黃淑梅也在震後第十天驅車來到中寮鄉，當時整個中寮行政中心的永平老街被夷為平地，居民死亡了四分之一的情景深深震撼了她。從那一刻起，她開始凝視、記錄，卻沒想到未來會是一段持續八年的災後重建記錄工作。

她以中寮鄉的災後重建過程作為記錄對象，當時很多百廢待興的住所尚待重建、安置災民的組合屋亟需規劃，還有仍進出果園、跑土石流的老農需要協助搬移等等問題，也有很多熱心的外來團隊、希望改變的在地青年與協力修復水圳的老農等人的故事，經過四年多的記錄，她將這支線龐大、人物眾多的素材，交織序列地寫進了《在中寮相遇》（2005）這部長達五個多小時的紀錄片裡，看見人們如何面對這場災變，如何自助人助、重建家園社區。

《寶島曼波》原本只是《在中寮相遇》裡的一條支線，北中寮清水村十二鄰的住戶災後因為家園農地深陷土石流危險區裡，只要一下雨就得不斷跑土石流，居住與工作都十分不安全，於是在中寮鄉親報記者陳卉怡的奔走協助下，歷經兩年半、穿越了困難重重的法令之後，在山下找到一塊國有財產局的土地辦好承租並準備整鄰蓋屋遷移。

原本黃淑梅一直記錄到他們總算突破法令與行政困難，簽訂土地合約之後，就放下心中大石，想說可以暫告段落，繼續其他工作。沒想到一日，接到已成為好友的當地居民阿煙來的電話，找她去看他們將來要蓋房子的地，她一去，心便沈了，好好一塊地被縣政府的公共工程發包出去後， 不顧大部分居民的意願，將一塊斜坡地挖空回填整平，違背了最初順應地勢築屋的想法，更棘手的是，挖了九米深又草率回填的基地還能穩固嗎？還能在上面蓋房子嗎？

從小人物起厝撥開重建背後的問題

「糟糕！這樣村民的家就有問題了。」當時已著手剪接《在中寮相遇》的她，看到村民們辛苦奔走的遷移地已經變樣，清水村民蓋房子的美夢瀕臨破滅，黃淑梅最初只單純地這樣想。 但是，後續發展的不確定與了解公共工程狀況的複雜，要不要回去拍也讓她很猶豫，後來實在無法不關心，考慮了兩週後，她毅然決定追蹤下去。

《寶島曼波》的主軸就放在遷鄰這件事情上，比起《在中寮相遇》的多線敘事要單純許多，奈何整個經過波瀾重重可比一部虛構的電影還精彩。

本來這群天天跑土石流的農民已經已經耗費兩年半爭取到土地租用權，並將屋子委託設計，感覺「家」很快就會蓋好，怎麼會好好的地被整壞了？

原來，在東海大學建築團隊順應地勢不挖填土方的規劃下，有些房子座落在路面上，有些房子則座落在路面下，必須下樓梯才進入到房子的一樓，原先規劃時，所有居民都滿意這樣的設計，然而，抽完籤，確定每個人房子的位置之後，有一、二位房舍座落於路面下的居民，私下向縣府反應不希望自己的房子一樓座落在路面下。在此同時，原來支持東海大學建築團隊規劃的承辦人員因縣長改選易職，甫上任的承辦人員對東海大學團隊順應地勢的規劃有意見，主張「以人為本」，應將整塊建屋基地整平，於是，縣政府以少數反對的居民意見為由，擅自變更東海大學與多數居民討論定案的規劃設計，將原本順應地勢座落建物的斜坡地，硬生生地整平、挖土回填，因而產生了一道九米高的坡崁，並導致四戶房子的地基座落在九米深的回填地上，破壞了原來的理想。更讓人擔憂的是，縣府施工單位不按照法規確實做好回填土的夯實壓密，這一連串的錯誤使得一塊硬實的山坡地被整成了以水泥牆圈起的鬆軟「平地」，更讓建地成為危地。循著導演的記錄，起初看似全為包商的惡質，追索之下才發現原來責任也不全在他們，而是往上的設計監造、縣政府承辦單位環環相扣的責任，環環相扣的問題。

導演一步一步帶著觀眾追索問題的核心，其中讓我們看到公務單位的被動、不願主動溝通的心態，看到人與人之間因為缺乏互信而失去共識，看到營造業普遍低價承包草率了事的態度，看到人們的錯誤決策與固守己見讓一件美事淪為爛攤子。不過，導演也讓我們看見居民的良善與土直，看見熱血青年無私的奉獻，看見真心不計利益為理想而努力的人。她像是用攝影機層層推理記錄的人，在漫長的記錄過程中，十分精湛地抽絲剝繭出最精要、核心的部份，將漫長的遷居過程中的挫折、衝突、等待，濃縮為紀錄片裡一波接一波的轉折，「他們最後到底能不能蓋起房子？」成為觀眾心繫的懸念，也讓這部紀錄片扣人心弦、十分具有的可看性。

是自身的摸索，也是一同思辯的邀請

對導演自身而言，《寶島曼波》也有極不同的意義，「拍這部片子對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學會不要只看事情的表象。 而我只是把我摸索過的過程，變成一部片子、影像，呈現在觀眾面前。」黃淑梅說。

就從對一塊地的關心開始，想要搞清楚為何取地建屋這樣複雜，於是牽出一連串體制上的問題。她承認自己當然是帶有立場去記錄這件事的，與居民是站在一起的。然而遷村過程的不順利，也曾讓她想要放棄。她懷疑自己的攝影機一點用處都沒有，「我不像徐光華可以做設計，不像卉怡可以去搞懂法令，我只能拿著我的攝影機，眼睜睜看著事情整個攤在那裡，幾乎都要躺平了。」後來她想到自己拍到那麼多畫面，可以剪成一支陳情帶直接寄到公共工程會主委那裡，幫助事情打開了一個扭轉的契機。自此，她開始覺得自己與居民成為一個team，是一起奮鬥的。

不過，這樣明確的介入並未讓她的記錄只納一方之言，偏頗行事。她總是不畏懼去找對立面的主事者採訪，且在會議中剪進多方說法。問她如何抽離自己去冷靜觀察，盡力容納不同說法？「在現場不要對任何人有價值判斷，即便是對他很生氣，可是你還是要給他講話的機會，還是要讓他講為何要這樣做，這樣做的立場是什麼，那你才有辦法去釐清事情為什麼會演變到這個地步，因為他是裡面的一個棋子，一個小螺絲，一個關鍵，如果沒有讓關鍵出來的話，問題的全貌不會浮現。」導演如是說。

除了盡力地客觀呈現多方說法之外，黃淑梅也總能精確問出要害問題。這點她強調必須用功，每次拍完回家一定用一比一的時間看帶子整理對白稿，反覆推敲問題卡在哪裡，如此她才能精準地知道自己下次要找誰，要問什麼問題。她說如果不這樣，一定會拍到迷路，或是只拍到一些爭吵的表象卻沒有抓住關鍵。她舉例片中反覆爭論的「三十公分壓密夯實一次」的施工規定，雖然建築、監造都有講這是安全規範，她也可以去拍法條來印證，但是她想，如果可以讓承辦員自己的口中說出這條規定豈不更好？況且，她讓他一講完立即剪進居民質疑都沒有做的畫面，矛盾立現。盡力擷取該說話的人說出的畫面，呈現每個人的立場，而非導演獨自以旁白解釋，也不急著以自身的看法作結，讓矛盾本身現形，再留下線索給觀眾思考。這也讓她在片中所要凸顯的爭端更有張力，也更豐富。

再者，導演也很重視紀錄片的劇情性，這裡的劇情一詞並不是指虛構性，而是如何把這個真實的故事說得不無聊。「我覺得劇情大綱是很重要的，它是關乎片子的成敗關鍵的，如果你有好好鋪陳事情，讓觀眾進入整個故事脈絡，而且可以感同身受，就要仔細地去思考結構。然後在鋪排上去考慮到看觀眾呼吸的節奏。最重要的是你必須了解你的素材特性，並從中找到適合的陳述方式。」她把拍過的東西整理成大事記，有哪幾場、哪些事情，每個人的訪談都各有一本。她說整個剪接約需五到六個月，但是其中有一個半月在寫大綱，並且每一次都要把自己當成第一次接觸這件事情的人，反覆地辯證與推敲應該怎麼敘述編排，如此，才能讓這部看似不斷圍繞在公共工程、建築法規、行政程序等很硬的問題，還有幾乎都是開會與爭吵的紀錄片，濃縮成情節緊湊的「故事」。

直視人禍，不賣溫情

雖然《寶島曼波》可以被視為一部好看的紀錄片，也可以被視為是個人親土親、奮鬥努力的小故事，但是除開這些，不能迴避面對的是這些影響著、牽繫著小人物生命背後的政治問題。

地震毀了家園，可以再站起來，但是究竟是什麼，阻礙了人們重建家園的希望？雖然這是一部「震災」的紀錄片，但是它要說的並非天災，而是「人禍」。如果今天我們來探討現代性與官僚體系的問題，這部片子或是一個極好的教材，最佳播映的場所是一年花費很多公帑供餐供住宿的各種公務員教育訓練活動。可惜導演說雖有來自公務員的迴響，但是目前還無人與她接洽要在公部門體系裡放映。

不過，正如導演所言，這部影片的目的並不是要去譴責誰或把片中的技術官僚指為壞人，她在片末做出如下的註腳：「跟著村民們一起經歷這四年半的重建過程裡，我看到人們相互扶助的情感，也看到人因為固守己見而形成的障礙，更深切感受到台灣營建制度和環境的不全與脆弱，然而，不管這些經驗是美好，還是錯誤百出，我想，我們都無法逃避，這就是我們的社會，我們所身處於當下的台灣文化。」是的，制度的不健全與官僚體系的無能是相扣連的，而這就是籠罩在台灣社會的極大問題，也是無法逃避的。這部片以微小的一群人的故事，卻微縮了整個台灣現行體制的大問題。

更值得稱許的是，導演沒有把政治問題簡化為個人問題，避免形成一則簡單的勵志故事，而迴避掉小人物的生命困境背後是由體制與人禍造成的事實。它的「好看」讓一般觀眾不會畏懼紀錄長片，甚至可以享受其精彩劇情，但是在感動、義憤等立即的情感反應之外， 當我們冷靜之後，意識到什麼，了解到這個社會應該改變的是什麼才更重要。

然而，黃淑梅並不天真， 雖然用了自己整個三十年華的時光，完成了這《在中寮相遇》與《寶島曼波》兩部紀錄片，但是她並不以為光憑一部紀錄片可以去改變所有的東西，或是去撼動原來的體制，「如果有可能的話，台灣早就已經變得更好了。」不過，她相信教育的力量，如果一個年輕人看到了，能夠在心裡留下什麼， 留下一些對事物價值、做事心態的思辯， 那就是她所期望的了。

--
本文原載於《國藝會》，2009年8月號